陈秋红: “一个好美国人”备忘录

——《使节》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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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红  

   内容提要:亨利·詹姆斯的《使节》以科学技术、美感培育及资本支持三大要素结合的理想方案,为英、法、美三国在20世纪初世界文明总进程中各自的角色及作用,做了理想化的安排,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提供了蓝本。《使节》再现了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这对解决当下民族身份与文化冲突愈烈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使节》以人物心理原因为主题,以人物意识成长的展开过程为情节结构,以想象做为情节的驱动因素,其启示与暗示性的备忘录文体,为21世纪的小说实践及小说理论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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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节》(The Ambassadors)①是亨利·詹姆斯(1843—1916)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作品。詹姆斯不仅在《使节》序言中不讳“自诩”,在《罗德里克·赫德森》以及《女士画像》和《鸽翼》等纽约版序言中亦数度提及。

   《使节》叙述了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Lewis Lambert Strether)奉命到巴黎“救回”年轻的查德维科·纽瑟姆(Chadwick Newsome)的经历。查德之母纽瑟姆夫人(Mrs.Newsome)为新英格兰地区乌勒特地方工业巨头遗孀,因担心查德“闲逛”巴黎,道德受损,贻误家族事业,遂派特使将其带回。作为全权大使的斯特瑞赛,年过半百,事业平平,正为纽瑟姆夫人办的一份《绿色》杂志做名义上的主编。若如约复命便有机会与纽瑟姆夫人联姻,人财两收。小说结尾斯特瑞赛决定独自返回乌勒特。至于查德是否如期归家则留有悬念。

   《使节》1903出版时英美各大报刊曾纷纷发声,毁誉参半。英国一家老牌报纸《帕茂大道公报》(Pall Mall Gazzete)②慧眼独具,道出詹姆斯以心理现实为进路,创造以意念或幻象为理想的未来小说之艺术野心。③《芝加哥晚邮报》曾有评论指出,《使节》是“对两种生活观或者说两种道德符码的探究”,其对人物个性与时代腔调之间的关系,对地域特征与人物个性塑成的关系的探究,“超过了之前的《鸽翼》,是一部精英读者的欣享之物,它要求一种“康德式的”形而上学。”可惜彼时一片“费解难懂”舆论放肆,詹姆斯那时亦计划重访美国,并随之投入写作《金碗》。《使节》的“上乘”之意虽时有论著略及,但多从小说页码冗长,情节缓慢,人物形象模糊等题材方面入题,对于詹姆斯缘何回归欧美文化相遇主题,其殚精竭虑的暗示与隐喻背后,为未来之文化融合与造就未来人才所提供的自由理念及艺术想象,大多觉察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剑桥出版社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意识神判》囊括了后期几乎所有名作,却单单不提《使节》之“意识判决”。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著名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为专评亨利·詹姆斯《使节》的论集导言中,质疑“使节”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值得对查德救赎。④1993年剑桥出版社再出一部《使节》专论,作者据现象学哲理,对《使节》主人公的思辨与小说形式之间的双向关联特征有独到之见。⑤

   《使节》运思动笔之初,正是詹姆斯定居伦敦近郊蓝波屋(Lamb House),潜心收拾近三十年之小说理论及戏剧经验之得失,确立自己的小说风格和小说理论之时。他为后期三部大作框定了主题范畴,延续并修正了前期欧美文化遇合的衡量标准。这一时期的詹姆斯,除了向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致敬,更倾心于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对于“写什么”及“怎么写”的“突破臆断”理论。⑥

   《使节》重返文化相遇主题,情节淡化、主人公“自言自语”、人物关系印象化描述,对于道德风尚,也多采用模棱两可的语用风格。《使节》自由、想象和意识漫游的形而上思辨特质,像一部尚无可定义的“想象的变奏”,[1](P14)为20世纪初英美批评界带来了难题。詹姆斯对于“故事是关键”的传统观点,对于“笨拙地区分”小说与传奇、情节小说与性格小说、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传统做法,颇为反感。詹姆斯认为,法国人已经把小说理论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英美小说亟待打破成规,在保持真挚创作态度的同时,在题材和体裁的艺术实验中,给予作家最大限度的自由,让小说“带有广博的知识趣味。”⑦

   返归《使节》初版时的历史语境,重温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对于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与文化遇合中的新问题以及新思路的提出不无裨益。而詹姆斯对于未来小说体裁变化之未可限度的预言,亦有现代与后现代各路方家献艺,近晚网络文化成果的纷纭佐证。《使节》作为詹姆斯“最好的小说”,值得我们一再解读和阐释。

  

一、乌勒特羊毛遭欧洲机器剪裁

  

   斯特瑞赛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乌勒特(Woollett)。⑧他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就发现,使节的工作就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而周围人与乌勒特人属于不同类型。“乌勒特人只分男女两类,即使个性也是如此。”乌勒特人朴实忠诚,但“乐天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或者说“美感的态度”“造破坏”之缺憾亦令人担忧。在与欧洲的相遇中,乌勒特始终都显得黯然失色。

   身负重任的斯特瑞赛从利物浦登岸时,牵挂在心的“第一个问题”竟是能否拖延与老友韦马希的见面时间,以便独自享用与欧洲的“首次照会”,好让欧洲充分现身以证其意(prove the note of Europe)。这一“秘密原则”(secret principle)在斯特瑞赛此后的行程中一再作用。“延缓”让斯特瑞赛感到久违了的个人的自由、深悟变化之味以及无牵挂之感。亨利·詹姆斯在这部第三人称小说开篇之关键时刻,亲自出场,两次发声,向读者解释:斯特瑞赛这一“秘密原则”的“开动”,关乎原本从新英格兰同来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半生友谊。因韦马希对于《使节》主题表达的重要作用仅次于斯特瑞赛。⑨詹姆斯更进一步暗示说,斯特瑞赛是一位为双重意识所累之人:热忱而不偏不倚,平庸处见奇趣。总之,斯特瑞赛和韦马希同赴欧陆文明的“晶屏”(crystal walls)前,⑩将各自照见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正当斯特瑞赛犹疑不决时,一位“不邀自来的庇护者”戈斯特利小姐站在旅馆大厅,两人“不期而遇”。后者是一位地道的旅欧美国人,自称“旅行陪护”(courier maid),以其神秘的洞察力以及“更彻底开化”的欧洲风度,立刻使斯特瑞赛有了似曾相识的同类之感,甚至不自觉地唤起了他对“另一位”(暗指纽瑟姆夫人)的比较意识。戈斯特利小姐善于将他人分成若干种类,并分门别类地存放,其技术之娴熟亦如“排字工人拆版时将铅字重归原处。”她一眼见出斯特瑞赛之“要害”:凡事以对错分辨、不懂享受,也不虚妄(hopeless)(11),这正是乌勒特人的普遍特征。斯特瑞赛一面坦直地“扮演”乌勒特人的拘谨以及“不虚妄”,一方面却感觉自己在36小时之内越过了道德“底线”,随戈斯特利小姐一声“开始吧!”便一脚踏进了“现代巴比伦”——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戈斯特利小姐拿名片的风度、晚餐的礼服、以及夜晚的香氛,让斯特瑞赛不由立在镜前重新评价自己:这位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12)这位与巴尔扎克一部小说男主人公同名的人,置身于欧洲大都会,命运究竟会有何变数呢?自认无能的斯特瑞赛,背负着“道德完人”纽瑟姆太太的压力,跟在自称“魔鬼”的戈斯特利小姐身后,似乎只有随波逐流,放任自己了。韦马希,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米洛斯的律师的行为举止,则显得更为“怪异”:对老友的“越格”行为瞪眼叹气,并周期性发作“神圣的愤怒”和“庄严的沉默”。如果说伦敦银行的接待室让斯特瑞赛想起了乌勒特的邮局,感觉像是横跨大西洋的拱桥;而韦马希则在里面一待就是几小时,沉闷地读信或读报,一时觉得银行像一个绝佳的观察哨,一时又觉得像是霉运判决日的一个装置,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因为欧洲对于韦马希这样的头脑来说,“就像一架精密仪器,这机器将闭塞的美国人隔离在必要的知识之外”。

   在随后的巴黎之行中,每遇重大事件都有戈斯特利小姐指点迷津。斯特瑞赛欲看懂欧洲这架“复杂的机器”,似乎全靠戈斯特利小姐全程陪护并参与见知和判断。这位小姐以世界公民自居,居所像一个收藏室,象牙制品以及各种旅行纪念品不计其数。她自称青年导师,专职导游,但只是带“学生们”走马观花,并尽快送他们返乡。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美国人涌到欧洲的情势下,这位娴熟并有见识的导游,对斯特瑞赛庇护有加,但她的欧洲成见成为欧洲这架机器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装置,影响着美国游客。小说第三章第二节,斯特瑞赛、韦马希与戈斯特利小姐,一边在剧院包厢等候查德,一边借议论小彼尔汉姆的人品与前途,(13)引出“一个好美国人”话题。而查德的意外现身,使“使节”之行一时反转了方向:“查德走出来”而“斯特瑞赛陷进去”,(14)两人暂时互换角色的过程,亦是斯特瑞赛逐渐用“肉眼”(naked eyes)分辨戈斯特利小姐的“欧洲”,恰适回答“何谓好美国人”这一看似平常问题的转机。

   从最初在利物浦登岸及最终离岸巴黎,斯特瑞赛从被戈斯特利小姐“看破”时叹息“你说对了”(there you are),到分别时对她道出“我们都对了”(there we are),留给欧洲之行一个“唯一逻辑”:置身事外,绝无私利”(my only logic,Not,out of the whole affair,to have got anything for my self)。戈斯特利小姐喜忧参半地默认了这位乌勒特怪人“无妄之望”的超验逻辑。两个曾在伦敦一见如故的美国人,在欧洲这架“文明机器”的运作之下,对“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这一“紧迫事件”获得了各自的印象,采取了不同的选择。欧洲能够继续给予戈斯特利小姐的东西,却让斯特瑞赛感到“不和谐”(not in real harmony with what sorrounds me)。他令查德、小彼尔汉姆、戈斯特利小姐,甚至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安(exciting,restless),都变得更好,而自己却始终萦绕于一个古老宁静之处。如同小说第一章詹姆斯向读者交待的:独立孤僻,不善社交的斯特瑞赛,与涌上码头迅疾散布于伦敦或利物浦的同乡们有着不一样的秉性。面对大都市文明的炫目,自觉规避而不是一味沉陷。出而受命,通达命意,悄然归隐,独善其身。“使节”之“赫尔墨斯”命意即在于此。

  

二、作为社会动物的文明模压程序

  

   1903年11月,美国版《使节》出版,12月詹姆斯写信给友人,对小说在时间处理上的曲笔,以及发现一个出色的读者共与妙悟,引为乐事。(15)

时间问题在詹姆斯的时代始终是引发争议的问题。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时间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性时间观取代,而宗教、哲学、历史,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等,对自然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化的描述及对伦理意识变化所拼贴的理论标签,“都俘获了部分真理”,[2](P51)都带有各自的优缺点,并为一代人的意识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作为小说家的詹姆斯,敏感的觉察到,现有的生活素材中,太多有意义的东西被小说家们忽略了——社会风尚、社会形态、社会阶层,以及风光迥异的地域、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及其活动环境,等等,都还不曾为作家们探查采用。而且,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小说年长了,年轻人亦复如是。正是年轻人自己发现了这一变化并提出问题:“你们轻易地从我们的双亲和牧师的手里拿走了对我们的教育权……你们为自己的教育又做了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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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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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论坛》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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