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婷婷:公诉案件立案功能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1: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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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婷婷  

   【摘要】 刑事案件立案制度源于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其最初功能是限制侦查行为的启动、实现诉讼分流。经我国移植,立案功能逐渐扩展,具备了实体性功能、程序性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但是,基于程序规律、规范设置及外部考核影响,出现了程序性功能虚置、实体性功能弱化和社会管理功能异化的问题。对前苏联和俄罗斯刑事程序启动的历史及规范加以分析,结合我国自身情况,可以通过转化立案程序性功能、对立案条件进行限缩解释、改革不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等方法,对公诉案件的立案功能进行重构。

   【中文关键词】 刑事立案;立案功能;立案标准;本土化

  

   公诉案件的立案程序自设立伊始即状况百出,侦查行为前置、“不破不立”、“不应立而立”等问题总是相伴左右。对此,理论界早有关注,[1]学者们提出了诸多解决之道。从法律修改到机制调整,从观念转变到队伍建设,内容不可谓不全。[2]实务部门更是从规范和行动上作出了诸多努力,如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2015年,公安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受立案意见》),并于同年开展了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督促各地公安机关遵照执行并定期检查。

   然而,经过上述努力,问题虽有所改善,但却并未杜绝,且具有反复性。[3]这严重影响了立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取消立案的观点。[4]但是,在此起彼伏的反对声中,立案却历经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都未被撼动。那么,这一程序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而令立法者情有独钟?在笔者看来,程序的不可或缺性往往取决于设计者的功能期冀——立案的地位就依托于立案所承载的功能。以下,笔者将通过对立案功能的渊源及本土化扩展的考察,总结我国公诉案件立案的功能及现实表现,结合前苏联和俄罗斯立案程序的设置情况,探讨我国立案问题产生的诸多原因并对立案功能的重构提出些许浅见。

  

一、立案功能的渊源及本土化扩展

  

   (一)立案功能的渊源

   考查文献可以得见,立案作为独立的程序阶段肇始于苏维埃刑事诉讼法,其设立之初被称为“提起刑事诉讼”[5]程序。早期学者总结认为,“只有在作出了提起刑事案件的决定后,权力机关才能进行刑事诉讼法典所授权进行的一切诉讼行为。这些行为当中很多是要严重触及公民的利益,而且还可以依强制程序来进行的。因此,确定刑事诉讼的开始时期,亦即确定国家侦查机关开始获得广泛权限的时期,这是很重要的。”[6]据此,立案从其诞生伊始就有着特定的功能预设,即限制侦查行为的启动,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到了苏维埃后期,学者对立案的认识逐步加深,除了认为立案可以阻止侦查行为启动之外,还认为“诉讼程序的这一阶段是这种程序的一个过滤器,它能使有关国家机关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集中精力加强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同时,它又能及时把一切不应负刑事责任或者不必采用刑事惩罚方法的情形从刑事诉讼的范围内清除出去。这有助于更有效地组织同犯罪进行斗争,增强对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合法利益的保障”。[7]这一观点指出了立案在打击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方面的作用,从而使立案的分流功能得以显现。可见,立案在苏联的诞生和发展,是因为立法者需要它在程序上限制侦查权的启动,在实体上实现罪与非罪的分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较为完整的继受了苏维埃刑事诉讼法,这其中就包括“刑事案件的提起”程序,它同样被定位为是刑事诉讼独立和必经的程序阶段。学者对其功能的总结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立案可以使“所有权利和合法利益可能因为这种决定或行为而受到限制或损害的人能够借助于法律规定的措施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可能的错误甚至是滥用权力的危害”。而另一方面则是揭露犯罪人,并将“应当拒绝提起刑事案件的情况”排除在刑事程序之外。[8]显然,从功能论角度分析,俄罗斯“刑事案件的提起”程序同样具备程序性及实体性两项功能。

   (二)立案功能的本土化扩展

   我国的立案程序主要移植于前苏联,而在这之前,某些规范性文件有关刑事程序启动的规定就已经具备了立案的雏形。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辽北省各市县旗人民法院的组织职权、义务及办事细则》第二章有关“收发案件”的规定,就强调公安机关在接受刑事案件时,必须建立收发制度。[9]当然,这仅是要求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履行登记手续,并未设定条件,更未形成独立的程序。新中国成立之后,刑事程序法的制定主要参照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旧中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刑事诉讼法的理论”。[10]而对于立案来讲,则主要是效法前苏联。从195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开始至1963年4月的第六稿为止,就连刑事程序启动阶段的名称都是“提起刑事案件”。而到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法律最终将“提起刑事案件”改为了更符合中文表述习惯、更通俗易懂的“立案”。[11]从此,“立案”成为我国刑事程序启动的标志。

   正如前述,虽然立案从设立开始就饱受诟病,但却历经规范修改而屹立不倒。可见,立案的功能颇为规范设计者所认可,这也成为保留立案学者所秉持的主要理据。目前,人们对立案功能的界说,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观点。

   二功能说。较早提出立案功能论的学者认为,立案“具有确认和诉讼的双重含义和功能”。确认功能是公安机关对立案材料审查后,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被侵害的事实是否存在予以确认的行为;诉讼功能是指立案是开启诉讼的决定阶段,是进行刑事诉讼独立和必经的阶段。[12]

   三功能说。认为立案应当具备输入功能、屏蔽功能和分流功能。输入功能是指立案可以发现业已发生的犯罪行为,将刑事案件纳入诉讼程序、实现国家刑罚权。屏蔽功能是指立案可以通过控制刑事诉讼的启动,防止无根据的随意启动侦查行为,避免影响和妨碍普通公民的正常社会生活。分流功能是指立案可以在刑事程序启动时区分不得进行刑事追诉的案件和能够进行追诉的案件,并做出不同处理决定,从而节省司法资源。

   四功能说。认为立案应当包括输入功能、分流功能、过滤功能和保护功能。此观点的输入功能和分流功能与上述三功能说中的概念一样。过滤功能是指立案可以将案件线索中的虚假信息、以及不需要国家追诉的情形予以排除,降低诉讼成本。保护功能指立案可以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保障人权,防止侦查机关在案件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以侦查为名过早地干涉公民权利。[13]

   五功能说。此种观点认为立案应具备“促使功能”,即有利于揭露和打击犯罪、防止侦查懈怠;应具备“阻碍功能”,可以避免将那些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者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公民进行刑事追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具备“合法性功能”,为全部刑事诉讼活动提供合法授权的依据;应具备“统计分析功能”,立案数是掌握侦查机关工作量和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依据;应具备“分流功能”,通过对受案材料的审查,可以将不应当立案的案件排除在程序之外,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司法资源。[14]

   对四种学说提出的立案功能进行文义及内涵分析可以得见,第一,“三功能说”中的屏蔽功能、“四功能说”中的保护功能和“五功能说”中的合法性功能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立案“防止”侦查行为随意启动的同时,也为后续的程序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而“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一过程是从程序角度对立案功能作出的描述,贯彻了刑事程序的人权保障理念,故此三项功能可以称之为立案的程序性功能。且正如前述,立案是因其屏蔽功能才得以确立的,故屏蔽侦查行为的启动是立案的首要程序性功能。

   第二,“两功能说”中的确认功能和“三功能说”的输入功能强调的是立案对犯罪事实的确认和对刑罚权的实现,这可说是立案的“入罪功能”;“四功能说”的过滤功能和“五功能说”的阻碍功能强调的是立案可以对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予以排除,这其实是立案的“出罪功能”。显然,出罪和入罪相结合,构成了立案的分流功能。而不论是出罪、入罪,还是分流,都是立案在犯罪行为及刑事责任确认上起的作用,故上述功能可以称之为立案的实体性功能。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入罪”和“出罪”都不应是立案发挥实体功能的重点,因为立案毕竟是刑事程序的初始阶段,“具体犯罪构成的特征还不是最终的、确切的,而只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盖然性的、方向性的东西,在诉讼的开始阶段就使犯罪构成具体化是有一定困难的”[15]。因此,立案实体性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对入罪和出罪的初步判断及手续的履行,甄别案件并作出不同处理。可见,分流功能是立案实体性功能的重点。

   第三,“五功能说”中还提到了立案的一项特别功能——统计功能。显然,统计功能并非是立案自带的法律功能,而是在其运行中被人为赋予的一种附加功能。但对公安机关来讲,这一功能非常重要,甚至被认为是立案“最主要、最直接”的功能。[16]上文提到的解放战争时期“收发案件”制度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对未决案件之统计、编号、保管、归档”,以及“各种报表之填写呈送”。[17]而且,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公安部立刻发布了《关于刑事侦察部门分管的刑事案件及其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要求刑事案件破案后,《立案报告表》不存入诉讼卷,而是存入侦查卷,并以其反映的立案数作为统计数据,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分析依据。[18]可见,立案的统计功能由来已久。而且,因为立案是程序的必经阶段,是某一行为开始被认为是犯罪的标志,故立案统计数据的作用不断扩大。当前,发案数据为侦查机关研究本地犯罪活动情况提供了分析基础,并可据此制定侦查计划、确定侦查方向;立案相关数据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样本,促进了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并进而指导立法和实践;立案数和结案数相结合不仅可以作为工作量的体现,还可以作为检验侦查质量的依据。[19]因此,立案的数据早已不单只用来“统计”并反映社会治安状况,而是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和社会管理依据,从而使立案具备了非常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

   第四,对于立案的“诉讼功能”和“促使功能”,前者的观点是立案开启了诉讼程序。这相当于用立案本身来论证其功能,属于循环论证,并不可取,而后者则是立案实体性功能的发挥对侦查机关提出的要求,并不能作为立案的功效之一。故二者均不应称之为功能。

   总之,移植于苏维埃刑事诉讼法的立案程序同样继受了“提起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功能和实体性功能。而且,相较而言,我国的立案还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这些功能在立案的设置及运行中产生,又反过来对立案的本体设计提出了较高要求。也即是说,立案若要发挥上述功能,就需要设置一定的门槛,且这一门槛还不能过低,这样才能实现程序上的屏蔽作用、保证实体上的分流效果、发挥社会管理各项功能。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110条设置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条件。而且,为了达到这一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第171条还设计了“初查”,[20]以保证立案的准确性。总之,“高标准、严要求”的立案条件和初查行为成为上述立案功能的应有之义。

  

二、立案功能的现实表现

  

由上述功能定位可知,立案被寄予厚望。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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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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