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是器重有加，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诸葛亮与马谡的亲密，早已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私人隐蔽的空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真可谓废寝忘食、情深意密，这是一般部属无法想象、无法企求的殊遇。马谡自己也承认他与诸葛亮之间乃是亲如骨肉的父子关系：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三国志》本传《注》引《襄阳记》）

　　 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马谡本人的确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长期以来是将马谡当作自己事业接班人来培养的，在马谡身上寄托着诸葛亮的深切期待。而马谡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议采用“攻心”之策：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这又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的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的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在实施第一次北上祁山、进伐中原的战略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下来，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的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自己聪明的脑袋。

　　 马谡在街亭的败北，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而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则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瞩（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个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尝就是天大的灾难。因此，当兵临城下之际，举城投降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摘自｜黄朴民：《历史的第三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