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虚拟世界的法律化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2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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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这符合启蒙思想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演化。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基于高新科技的虚拟世界却逐渐具有了自己的自主性,自生地开辟出了一个人类凭借自己的心智尚未触及的全新领域,即一个多维时空的、大数据和互联网所形成的、人机游戏以及区块链技术交汇融合的虚拟世界,并且生成了自己的游戏与运行规则。它带来了法律认知的虚拟转变,使法律文明具有了虚拟特质,法律思维范式正日益凸显出虚拟性的层次和特点。

  

   这个日渐非工具化而自我赋权的多维虚拟世界,开始深刻地影响和反制于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两个层面的对人类的挑战:一个是高新技术的知识生产层面,一个是虚拟世界的规则运行层面。两个层次并不是独自展开的,而是在多个学科群中自发地各自推进并逐渐交汇在一起,引发了多次耦合性的强烈共振,把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化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即如何理解迥异于传统法律的人工智能以及虚拟世界,究竟是站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基点上予以规制还是多元共生地予以调适,甚至更改传统法理学的逻辑而与之协调。

  

   (一)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命题

  

   在人类的古典时代科技的发明服务于农业文明,机器作为人造的工具服务于人,这是无可争议的。古典时期的机器工具还是相当粗糙简陋的,但随着伽利略复兴了机械论思想,十六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机器之制造逐渐达到非常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拉美特利提出了一种人是机器的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把人与机器联系在一起。不过,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人类学观点与他的前辈思想家笛卡尔的二元论人类学观点是相左的。笛卡尔认为,人拥有两种存在,一种是身体的物质存在,类似于机器,另一种是理智性的存在。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制造出非常精致卓越的机器,其功能不输于人的物质肢体,但人不同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理性或人的心智,即人有理性和心智,而机器是缺乏理性智慧的。

  

   上述拉美特利与笛卡尔之争的关键点在于机器是否具有理性等心智能力。对此,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还没有产生明确的意识。不过,就当时哲学史的蕴含来看,欧陆与英国思想家们的思考还是呈现出两张不同的路径,并且在康德哲学中达到了整合。应该说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说并没有触及机器的理智问题,而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哲学论及人作为机器的心智问题。在他们看来,虽然人可以被视为精妙的机器,但再精妙的机器也还是机器,并不具有理性智能的性质,人的本质不在于作为机器的物质层面,而在人有理性心智,这个特别的功能是上帝赋予人的,是超越于机器之上的。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它们可以与人的肉体机器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但毕竟是两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莱布尼茨虽然可谓人工智能的先驱,但他们是反对机器具有理性心智功能的。与此相对,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休谟等经验主义却构成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类理性心智的理论,他们虽然也没有直接论及机器具有理性心智的功能,但是他们的经验主义感知论从发生学意义上揭示了机器具有理性心智的衍生途径,构成了人工智能理论的直接先驱,隐含地论证了机器具有人之思想能力的逻辑可能性。大陆唯理论重在心智统一性,所以否定机器具有理性智能,却启发了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英国经验论重在感知,虽然催生了人工智能的联结主义,却难以建构一种完整的心智模型,从哲学方法论上达成整合的是德国思想家康德,他通过知性认识论实现了唯理论的从上到下与经验论的从下朝上的两种路径的结合,因此在人工智能实验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康德哲学最终仍然是不可知论的,即对于人工智能之类的问题他并没有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在20世纪之前,关于人工智能问题也并没有出现,思想家们关注的只是关于人类意识的本质构成问题,但这些问题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虚拟世界的产生具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真正促使理论思想界讨论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即人造机器是否具有人类的理性心智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的本质内涵和未来发展前景,是20世纪中叶随着首批人造机器人的出现,尤其是围绕着“图灵测试”引发的科学界的重大讨论。Poseph Engelberger和Devol于1959年建造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1950年人工智能学家图灵在哲学期刊《心灵》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在该文中图灵提出了著名的“模仿游戏”理论,这个理论由于具有重大意义且影响深远,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被视为经典的“图灵测试”而被反复探讨。图灵测试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没有采取建构主义的逻辑从正面回答机器是否具有理性智能的问题,而是通过一种类比的经验主义逻辑,从模仿游戏的视角,揭示了人造机器具有理性智能的算法模式,从而为现代人工智能学科奠定了理论的基础。随后,延续着这个思路,图灵又发表了《机器智能,一种异端理论》等文章,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人造机器“能够被描述为具有自由意志”。尽管图灵测试的意图仅仅是从比较、观察、类比、模仿的角度论证了机器具有人类智能(理性计算与自由意志等能力)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把这些论证与此前他设计制作的图灵机和其他科学家诸如冯诺依曼制造的智能机器的计算功能结合起来,论证了智能机器模仿人类心智的算法模式,这就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学科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图灵测试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机器具有人类智能之类的本体论心智问题,却事实上论证了人工智能的存在合理性,并且给出了一条模仿计算的算法模式以及深度演变的图景。可以说,图灵测试之后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的各种计算学习理论,诸如联结主义、符号主义、进化主义、类比主义以及贝叶斯主义等,都受到图灵测试的深远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的理论证成以及智能机器人的试验发展,包括维纳、图灵、麦卡锡、香农等数十位科学家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首次人工智能会议。会议根据麦卡锡的建议,协调了关于人造机器的各种词汇称谓,而统一使用“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此次会议虽然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真正诞生,并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引起了一批批试验科学家的踊跃投入和建模探索。但总的来看,其发展还是相当曲折的,甚至有过数十年的沉寂。初步考察其中的机理,可以发现其中两个路径的试验均时有进展时有停滞,一个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符号主义学派,另外一个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联结主义学派,前者面临的是如何构建一套完整的智能人心智符号图形的困难,后者则是面临着如何把零散的智能人心智能力合成为一套演进机制的困难。不过,两条道路各自探索,并且相互激荡和冲突,经过数十年的耕耘,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终于迎来了人工智能的一次飞跃,即以高新科技、生物工程、数码技术和大数据多元迭代发展为代表的新型智能机器人的出现。

  

   新型的人工智能一旦与互联网络技术结合在一起,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就非同寻常地构建出来,所谓的“虚拟世界”也就不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而是成为真实的虚拟现实。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物质性生存变成数字化生存。数字化就是虚拟化,人的世界不再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物质层面,而是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一个由电脑网络、数码技术和人工智能主导的虚拟世界的场景之中。也就是说,智能机器人与互联网,尤其是与数码技术、大数据、人机游戏的发展相互融合与多元拓展,一个全新的高能量的智能人的创生与一种远比现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风险的虚拟世界的到来,不再是子虚乌有的侈谈,而是逐渐成为现实。

  

   具有理性计算能力且具有一定感知能力甚至情感能力的机器人或许不久就被人制造出来,这样的秉有理性和智力乃至情感的智能人,还是单纯的机器工具吗?还是完全受制于人的摆布的被动器物吗?人类固然根据其自我中心主义的想象,试图仍旧如此,但作为被造物的智能人未必愿意接受,并且他们已经具有反制人的各种能力。对此,西方的经典作品例如《圣经》就有过类似的隐喻:上帝造人,人却僭越上帝。西方的所谓科幻小说(包括影视作品)其实非常深刻地继承了圣经文学的遗产,它们对于未来的人工智能以及虚拟世界给予了富有想象力的描绘,例如,《弗兰肯斯坦》、《黑客帝国》、《银翼杀手》、《头号玩家》等,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多重困境。

  

   显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个新问题尖锐地出现了,那就是智能人已不再仅是依据人工设计的程序或代码而工作,它们还具有了自我学习的认知能力,智能人可以自我创制代码,构建新的算法或代码,其信息处理、计算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超越了日常人的水准。不仅如此,未来的智能人还逐渐具备了感知能力,甚至情感能力,也就是说,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以及各种感知系统,各种心智能力,加上综合性的深度学习以及全方位的机制演进,未来的智能人很可能比现今的人更像一个完备的人,在人性的所有方面都超越于人。这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情景。当然,也有来自严谨的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们的不同观点,例如“明斯基咒语”就认为,数学、逻辑与神经网络之间存在原理性隔阂,无法建立这两者之间的桥梁。从数学和逻辑角度分析,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最基本的单层感知器在能力上有根本的局限性,而且在多层感知器中也是不可能被全部克服的;人工智能尽管可以有理性计算能力以及情感模仿能力,但不可能达到人的高妙与精致水准,模仿的情感本质上迥异于人的真实情感。尽管如此,未来的智能人还是可能出现超越了既有的人所掌握和设计的代码编程和算法模式,而自我创生出新的更加高效和敏锐复杂的代码和算法,一个人造的但又优越于人的智能人在虚拟而真实的世界中很可能不久就会出现。

  

   这无疑是一个尖锐的法理学乃至伦理学问题,甚至也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对此,反应敏感的文学家们早就尖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考察既有的科幻作品以及理论家的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相互对峙的观点。一种是基于人类主义的进步演变观,即我们不能再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教条,应该承认智能人尤其是未来智能人所秉有的超越于人的智识能力,但仍然还是试图通过一套较为开放的规则和法律,来约束和规制智能人的行为。这个思路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机器人三定律”以及此后发展出的若干修订版本。1942年,科幻小说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说《环舞》中提出了机器人三大法则: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总的来说,阿西莫夫三定律以及后来各种修订版本的“元定律”或“元规则”,可谓是人类为智能人制定的规则或法律,其核心主旨是预设一个不损害人之福祉这一约束条件作为智能人充分自由发展的前提。

  

这一观点是目前社会各界普遍盛行的观点,因为它的有效实施,可以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给予智能机器人不得损害人类福祉的首要约束,另外一方面又相对承认智能机器人的自我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达到某种缓冲的中道。应该指出,现有的关于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其立法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保护人的权利、利益与福祉不受智能人和互联网的侵犯。问题在于,这只是被视为“弱人工智能”和“弱虚拟世界”时代的法律化议题,其背景还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处于初步的发展时期,人类的主体性还能够涵盖住这些高新科技领域的新挑战。但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一个“强人工智能”和“强虚拟世界”相互交汇结合的时代即将到来,此时的法律化问题无疑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的基于人类偏好的法律规制就面临着瓦解的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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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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