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民的两个身体与政治神性的现代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1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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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或者使人民屈从于外国势力,那么,立法机关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君主、国王对自己职责的背叛,人民就成为这一背叛的裁判者、这一叛乱的镇压者。

  

   就正常状态讲,人民授予国王或议会的权力,只要得到认真对待和履行,就不能随便收回。但这种授权并不是永久和一次性的,而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那么在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业已届满的时候,这种权力就重归社会,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并由他们自己继续行使立法权,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或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合适的新人。”人民共和的政制安排,在此非常清晰明了——虚君共和或立宪共和将虚位君主作为公共福利的政治神性坚实地确立起来:人民之作为一代一代选择代议士或执政者的主权者与最高立法者,在肉身上是必定会朽坏的;但它作为这一政制的公共福利之拟制的“奥秘之体”,将与每一代人民的肉身一起,构成现代国家的“人民的两个身体”。尽管洛克阐述这一理念的时候,是从拒斥亚当与神权政治的关联入手的,似乎与但丁主张的“以人为中心的王权”无甚关联。但如果深入一步看,洛克的主张正是将但丁的集体的人——人民,作为立宪君主制在形式上承袭旧制,但已经成为无思之头的君主之真正的“头”,它将议会、政府等机构作为自己的肢体。一种完全不同于“国王的两个身体”之“人民的两个身体”的拟制,就此浮现。在斩首国王与请回国王之间,也就是在1649年与1688年之间,人民的位置终于准确落定下来。但丁只是点出精髓的“以人为中心的王权”,如今在英格兰全幅挺立起来。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不是只有采取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才可以化解现代政治神性分立、因斩首国王必然造成“奥秘之体”的身首异处的首级难题?并非如此。一方面,必须承认,政治立宪的肉身建构矗立在传统的王座之上,不仅解决了国王肉身在位与缺位时的神性寄载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头与肢体”的旧式有机体与“人民的两个身体”之新政制的对接问题。但另一方面,除开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并不像英国那么幸运,能够在旧的身体政治上搭载新的身体政治,让“王制加政制”的现实性机制持续运转下去。法国路易十六的砍头,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专断的王制一旦废除,砍掉的不仅是国王的头,同时也斩坏了国家的肢体。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普遍灾难,证明轻易砍掉国王的“头”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要么将人民安置在一个神话的位置,以人民代替法律,导致人民暴政;要么将人民重新置于君主之下,以拿破仑式的高压去反讽地推进共和政治。假如不论法国这样的极端案例,即便看美国这个与英国建国情形极为接近的国度,也因为不存在一个“奥秘之体”的身体政治传统,既建立不了像英国那样继续留存“头与肢体”旧式有机体的虚君共和,似乎也建立不了法国那样激进抛弃王制之后的民主共和制度。追究下去,难道除开英国那样的模式,人类就在建立“人民的两个身体”拟制上无能为力了吗?或者,换一个角度讲,离开君主制度,在身体政治的演进中,人民的位置陷入了无法准确立定的困境,因此成为一个难解的政治死结?

  

五、人民共和的政治神性与低俗的“高贵政治”


   美国的立宪民主制似可解开这个看上去的死结。如果说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好像还留存了“头与肢体”的旧式有机体,乃是因为英国请回了一个国王,并将这个国王成功安置在历史悠久的“头与肢体”有机体的“头”的位置上。但对美国来讲,它是一个缺乏王制与政制相携出场传统的国度。对美国的建国来讲,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之渐进改良和拒斥以暴力革命建国的传统,对美国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美国的建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并以此将民族-国家的关联机制确立起来。其次需要解决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并以此确立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这对美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前者讲,美国没有一个曾经作为国家象征的“头”,即使英王作为宗主国的“头”,对美国来说也显得相当遥远——除开现实的征税与驻扎军队外,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更多享有一种高度自治的社会生活方式。但当他们深深感受到英王并不尊重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砍掉这个完全与北美殖民地政治身体不搭的“头”,并以此呈现肢体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头”的政治需要。《独立宣言》所实现的政治目的,正在于此。《独立宣言》是要宣示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得不”独立的原因。其所宣示的原因,除开英王不仁不义的对待殖民地人民的具体行为以外,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是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统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的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可见,北美殖民地人民寻求脱离英国,不是因为其利益受到一般的侵害,而是因为英王损害了他们的根本性公共利益。按照《独立宣言》的洛克式表述逻辑推知,一旦“头”仅只发挥伤害“肢体”的作用时,即在北美殖民地,英王这个作为政治体的“头”就等于彻底抛离了它的“肢体”,彻底与他必须保持的“公共”护卫者角色分道扬镳,彻底陷入了“头”与“肢体”倒置的专制政治泥淖。因此,“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没有实际地砍掉英王的“头”,对英王的可朽肉身或自然身体没有施加任何伤害,但它确实义无反顾地砍掉了英王那个被拟制的不朽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头”。

  

   对斩首国王这件事来讲,砍头不要紧,只要政制能改进。砍头陷乱局,只因政治神性丧尽。当北美殖民地人民砍掉英王之代表公共利益的、不朽的拟制之头以后,他们仍然“不得不”为确立一个新的国家之“头”而艰难摸索——国家不可能没有集中统一的大脑,而有良好的长治久安机制。国王既被取消了担负这个“头”的职能,那么谁能填补象征性地被砍掉的英王的“头”,以对殖民地人民发挥政治引导作用呢?此时,由英国人在光荣革命后拟制的集体的人,成为新生美国重置政治身体之首的出路——不是那些生活在当下、自然身体必然坏朽的一代人民,凭借道德和政治激情为前贤后辈立规,僭越为国家之“头”;而是不可见、不现身、不衰朽、不死亡,直接作为公共利益永久载体的“我们人民”,担负了国家之“头”的职责,成为制定国家宪法的主体,成为英式由虚君与议会构成的“头与肢体”旧式有机体的新形式中替代“虚君”的实质性机制。这是对法国人未能借助斩首国王建立起“王制加政制”机制的矫正,也是对美国无以人为树立君王之“头”窘境必须的一个很好拟制。

  

   美国宪法序言对之做了极佳的概括:“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我们人民”,就正是对美国建国成功拟制的身体政治意义上的“头”一个最明确的命名。在英国,以请回国王解决了共和制所需要的重置“头”的难题。美国无法遵循这一进路解决同样的问题。在法国,雅各宾党人以“人民”的名义斩首国王,但却无法将具有政治神性的人民区隔为不朽的人民与会朽的人民两个部分,无法成功将崭新的、现代的身体政治拟制,下落为一套国家机制,因此陷入了共和与帝制的往复循环而难以自我终结。美国人民在制宪时对“人民的两个身体”的拟制,从宪法根本的高度大致解决了相关难题。在这里,“我们人民”不是斩首国王之际诞生的政治行为者,而是已经获得独立的美国浮现出来的集体性自我,一个具有自己大脑和身体的完整政治主体;“我们人民”也不是依托于虚君而挺立的政治主体,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人”的集合主体。以“我们”这个集体性的自我确定谁是“人民”,以“人民”这个集体性的不朽之体定义“我们”。因此,“我们人民”这个二元一体的现代政治拟制,成为美国建国、制定宪法、依宪治国的根基。——“我们人民”的现世指向是每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在宪法意义上就是备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在具体的选举行动中就是选民。他们的“自然身体是有朽之体,可遭受因自然或意外而导致的一切软弱,可遭受因年幼或年老而导致的能力低下,可遭受其他人的自然之体可能发生的类似败坏。但是,他们的政治之体乃是一个不可见、不可把握之身体,由政制和治理构成”,其构成的目的是引导人民自我管理、提升公共福利,“此身体完全免于自然之体可遭受的幼年、老年以及其他自然败坏和能力不足,”“我们人民”“在其政治之体里面所作之行为,不因其自然之体的任何无能力而导致无效或失败。”将英国人对国王政治之体的拟制,挪用到美国的“我们人民”的政治之体的拟制上,仅将“国王”二字代换为“人民”,完全继续成立。

  

在美国立宪之际,“我们人民”不仅是直接的立法者,也是高级的立法意志寄载者。“我们人民”授权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制定实在法。就此而言,“我们人民”的赋权,就成为高于国家所有实在法的神性存在。那是因为,“我们人民”所享有的天赋自由,正是一切制定法、当然包括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任何政治国家的真正宪法决不仅是一张羊皮纸,而是一套基本法则与习俗在公正的政治架构中将国家中不同的宗教、阶层、利益联合起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理解,一是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上,存在更高级的法则,它是制定法所本。“美国宪法的合法性、至上性以及它对尊崇的要求,同样奠基一个共同的、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即人们深信有一种法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这一高级法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神人相通的产物,它为罗马法、教会法所信守,即便是在教皇或国王至上论的论证中,他们也没有获得过超越自然法或神法的地位,他们确实位居万人之上,但必须处在上帝与法律之下。美国宪法秉承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人民”正是构成美国人定法的高级法之承载主体,它处在实际制定宪法的立法者之上,为这些立法者规定了权力的公共属性,打造了“我们人民”的不朽政治之体。二是立法权并不是至上的权力,高级法及司法审查制度是保证立法权不至于滥用的前提。“为什么在我们的宪法制度中,最终并没有确立立法至上的原则呢?如果我们在此仅从制度层面上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美国的成文宪法中,高级法最终获得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给它提供一种全新的有效性,即源于主权人民的制定法规的有效性。一旦高级法的约束力转移到这种全新的基础上,那么普通立法机关至上的观念就自动消失了,因为一个服从于另一个立法机关的机构不可能是主权的立法机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做后盾,即使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作为个人求助的源泉。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做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从而进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可见,“我们人民”不只是一种道德的内在力量,而且还是一种对权力进行约束的外在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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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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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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