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民的两个身体与政治神性的现代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1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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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就是这里的教会国家的翻版。

  

   也正是在教会倡导的“教会自由”口号促使下,教会、属灵人士的私人性与公共性论辩才日益高涨。在这种争辩中愈来愈得到清晰辨认的教权与皇(王)权边界,以及教权与皇(王)权究竟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之类问题,对世俗化进程中兴起的王权发生直接的影响。康氏对三种中心的王权所做的引证与分析,多数被引证者就具有属灵人士的身份。试想,不是基督教自身对基督二性的论辩,以及对基督、教皇、教会人员的两个身体的争论,世俗化进程中的王权建构就缺少争辩国王两个身体的重要灵感来源。正是基督、教宗的“政治之体”与“自然之体”的分立统一,启发了国王“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的分立。换言之,基督两个身体的宗教内部争辩及其组织建制响应,构成现代世俗化国家建构其政治神学的初始阶段的原型。如果说基督教内部的相关论辩是基督教自身改革的必然产物的话,那么它延及世俗国家的促动性也就不会静止下来。

  

   世俗化的王权政治之政治神学建构是仿照基督宗教相关论说逐渐确立起来的,但是它确实在不断的论说转移中呈现出自身的特殊结构。“国王基督”一旦建构起来,国王的自然身体之坏朽与政治之体的不死,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就成为现代国家这样的政治体连续性的辩护进路——设定了国王这个头与人民(贵族、市民)这个肢体的共体关系,尤其是国王之作为个人共体的拟制,似乎以不死的国王为政治体连续性提供了绝对保障。但这种世俗化了的国王身体政治,却仍然留下促其进一步转变的动力:一是由祖国凸显的爱国主义将头与肢体的功能区隔开来,“为国捐躯”成了民众的义务,为国保命是为国王的特权。由此将整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区分为绝对不平等的两个部分:作为人民身体之头的拒死国王,以及为这一头颅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人民身体。一个十分错位的结构就此生成:就国家身体而言,头全然不爱护身体,而身体毫无条件地保护头颅,身体与头呈现的是两个不相干的逻辑!这不仅与康氏揭示的头与肢体共同构成的国家有机政治体结构相去甚远,而且为但丁引入不分基督教与异教的所有人建构且守护的共同体理念埋下了伏笔。

  

   人权政治的政治神学建构,仅在康氏那里起了个头,由但丁区分可朽的个人与不朽的集体拟制了永久的人类共体。康氏的表述,与其说试图揭示“人民的两个身体”,不如说是在暗示“头与肢体”的旧式有机体政治拟制走向了终结。因此,他刻意停留在“人民的两个身体”蛰伏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阶段。不过,人们可以按照康氏思路向下推论,促使“人民的两个身体”展露其全貌:一个不再直接从基督教政治神学那里、也不再从王权政治神学那里寻找依托的“人”的降临,将会终结国王之头与人民肢体组成的国家共体,其实也就是从康托洛维茨没有系统论及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国,而以拟制方式转进到立宪民主国。新的身体政治正在康氏论说终结处迅速生长,“人民的两个身体”就此成为立宪民主国家政治神学的主题。

  

   由上可见,康托洛维茨的论述并不构成对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解构,也不构成对剑桥学派颂扬公民激情的反对。相反,就前者言,如果将现代国家视为一个世俗化历史的长时段叙事,康氏关注的是这个世俗化故事的前半段,而韦伯关注的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前者重在历史发生学叙事,后者落点在现代类型学特征。历史地看,双剑归一的世俗化历史起码具有两个面相:一是与神学关联的面相,二是完成世俗化之后的面相。康氏重点揭示了前一面相,韦伯所揭示的正是后一面相。就康氏与剑桥学派的关系论,如果将中世纪政治神学限定在基督教范围内、或者世俗化兴起时的情形中,政治神学之诉诸神性或准神性建构就是必然的。一旦“人”出现了,“人性”就将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康氏对中世纪政治神学的重述,重在神性方面;剑桥学派对公民激情的颂扬,重在人性的方面。两者并不对峙,恰成互补。

  

四、斩首国王与请回国王:确立人民的位置


   从“基督的两个身体”演进到“国王的两个身体”,也就是从神权政治演进到王权政治,经历了数百年的曲折过程。从“国王的两个身体”演进到“人民的两个身体”,也就是从王权政治演进到民权政治,付出数百年的代价,也在情理之中。在时间尺度上看,11-16世纪凸显了前一转变。16-18世纪展现了后一转变。

  

   对前一转变,康氏的论述主线总是落在英国。这是值得注意的选点。一者,康氏将英国作为完整发明“国王的两个身体”理念的唯一国度。二者,康氏认定英国的“国王两个身体”思想有着更为长远的有效性。这是欧洲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就前者看,“从所有欧洲国家共有的历史背景出发,只有英格兰发展出了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政治与法律理论,正如与之相关的‘单人合众体’概念也是纯粹的英国发明。当然,其他欧洲国家在它们的宪制思想中也孕育了类似的观念;但是,它们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概念在英格兰如此普遍且长久地渗透和主宰了法学家的思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撇开其他方面不谈,这个观念在英格兰从中世纪到近代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也承担了重要的启发性功能。”

  

   何以康氏如此伸张英格兰“国王的两个身体”所具有的突出意义呢?这就是后者提供的理由:一方面,英格兰在相应概念主导下的制度建构,具有激活或拯救中世纪政治神学遗产的特殊价值。须知,英格兰的议会不是一个拟制人格,而是活的“政治之体”。“由于英格兰的‘政治之体’在此世的绝对现实性、实在性、以及显然的可见性;同时,也由于当国王为头,贵族、骑士、市民为肢体,构成‘在议会中’时,其异常实际的存在感以及反复发生的自我显现,‘头和身体’这个旧式有机论比喻在英格兰存留的实践异乎寻常地长。结果,当‘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个概念在其他国家不再具有现实性的时候,这个概念在英国仍然保持了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英格兰确实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现代政治转进道路。由于“英格兰的政治、奥秘、或公共之体并不是单单由国王或头来界定的,而是由国王与咨议会和议会一起来界定,……将英格兰界定为一种‘王制和政制的统治’,表示一种不是由国王单独统治,而是由国王和政治体共同为国家承担责任的治理方式。”这就明显不同于“仅仅‘以王制的方式’施行统治的法国国王”。这是一种复合的权威,“国王与贵族和平民共同构成王国的‘奥秘之体’。”

  

   康氏的这两方面描述与分析,具有相当重要的提示作用:一是要真正弄懂“国王的两个身体”思想,只有深入到英格兰的现代政治演进中才有可能;二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不是从中世纪晚期到现代都一直发挥政治引导力的观念,有其兴衰变化的轨迹;三是英格兰连贯性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现实特性,与其连贯的历史作用相互伴随;四是英格兰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生成了一种“王制加政制”的奥秘之体。

  

   康托洛维茨并没有将英格兰“头和身体”有机论留存更为长久的断言用来描述和分析掀开现代历史大幕之后的情形。这是康氏限定描述与分析“中世纪政治神学”所注定的事情。面对论者拓展康氏论述,试图由此改变现代政治轨迹的尝试,便促使人们沿着康氏的描述与分析进路,去了解截止17世纪英格兰政治在翻天覆地的大变局中,如何“留存”其“头和身体”的旧式有机论拟制。

  

   英格兰现代政治的成长,基本上处在波澜不惊的渐进演变过程中。这是“头与身体”的政治神学能够更为长久留存下来的国家政治惯性表现。但在现代大门边上的英格兰,也曾经有石破天惊之举。这些举措,正关系到“头与身体”旧式有机体在英国的留存问题。从渐进改良的英格兰政治进程看,直到17世纪初期,英格兰大致都行走在旧式政治的既定轨道上。起自1215年的英国宪政进程,一直处在国王与贵族讨价还价的政治磨合中。正是这样的政治传统,让英国人可以成功阻断决绝的政治实践进路,在复杂的边际之间寻找更有利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边际优势。但即便如此,英格兰政治走到17世纪,也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按照论者的说法,这一危机并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危机,乃是欧洲的危机:在整个欧洲,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英国内部的国教与天主教之争趋近白热化。三十年战争期间,趋向于中央集权、绝对主义的人群与趋向于宪政主义的人群之间的对峙,对战争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力图挣脱曾经受到教会、贵族与城市制衡的权力羁绊,但却加剧了社会矛盾。更为关键的是,英国长期实践的“王制加政制”,也就是作为“头”的国王与作为“肢体”的贵族、市民或议会,在经过“尊王主义”与“议会主权”的往复博弈后,凸显了政策与权力上的冲突定势。尤其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财政政策遭到英国人的深深怨恨——换言之,作为“头”的国王试图以国家的理由征收贵族与市民不愿意承担的税负。加之“王在议会”的机制似乎成为国王召开议会展现权力的制度安排,议会成为国王实现其政治意志的工具。结果就激发了议会、尤其是下议院的强烈反抗。在国王(詹姆斯一世)眼里,“议会的召集、开会和解散都完全是我的权力;因此,它继续存在与否要视其效果好坏而定”。在议会的眼里,他们讨论所有问题,是“一种古老的和无可争议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因此持续恶化,最终议会试图剥夺国王的特权,而查理一世动用军队解散议会。但结果以国王的失败告终。及至捍卫共和政体的乡绅代表克伦威尔,战胜维护王权利益的王党军队以后,英格兰陷入了短暂的混乱状态——议会被解散,激进的民主理想主导了社会。挑起内战的国王,由于其捍卫王权的私心,而不受军队的待见,更不受国会的接纳。于是,被俘的国王命运可想而知——那就是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以“叛国罪”的罪名被斩首。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和处死一个国王。由此英国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成为共和国。可是好景不长。戏剧般的翻转是,当查理庄严诚恳受刑后,英国民众一下子从反王变成勤王,促成了王党的复辟。问题是复辟的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一样,同样无力解决前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于是,1688年,解散了的国会的议员邀请威廉及其妻子即位英王。史称的“光荣革命”最终让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式上保持了“头与肢体”的旧式有机体比喻,实质上灌注了现代国家的人民主权理念,新旧相宜,让英国的现代政体建构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在欧洲建构现代国家的成就方面独领风骚。

  

对1649与1688,康托洛维茨既没有关注前者,更是忽略了后者。但这不是康氏的两个失误。他之所以没有将英格兰“头与肢体”的旧式政治比喻在期间的表现纳入分析视野,存在客观必要和主观故意两个动因:前者受康氏论述中世纪政治神学主题的限制,不能将现代趋近成熟阶段的政治思想主题纳入其中,否则就冲淡了主题,无法系统、深入地呈现中世纪晚期或现代早期基督宗教与世俗化交错作用时代的复杂思想景观。后者是在康氏选择的论述上必须刻意回避的问题,否则就会因为中世纪晚期或现代早期的政治神学仅仅是中世纪政治神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过渡环节,而降低该主题的论述价值。但1649与1688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年份,因为它关乎国王之作为政治之体的“头”的丧失与重生。如果对康氏的两个著述处境稍作发挥,可知康氏对之的有意忽略,是因为他致力研究的问题所对准的时间范围是11-16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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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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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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