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权力的转移[1]——1978-1998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03 次 更新时间:2006-10-30 17: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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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进入专栏)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悠长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三元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组成。当我们用这种“三分法”来观察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时,就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的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这是1978-1998年之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

  本文将通过考察三个领域之间的权力分布格局的变化过程来认识20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革。所谓“权力”是指某个主体或领域影响其他主体或领域的能力和自主行动的能力。领域的权力决定了它的对外支配能力和内部自治能力。所谓“权力格局”是指权力在三个领域之间的分配状况。社会的权力格局决定了三个社会领域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单极结构的实质就在于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手中,而1978年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实质则在于发生了权力从政府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重大转移。[2]

  

  一、三元分析模式

  

  尽管一般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确立了“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模式,但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自己的内部结构,他已经明确地区分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领域(即“需要的体系”)和非经济领域(即“警察与同业公会”)。[3]哈贝马斯则把“市民社会”分解为“公共领域”和“经济”两个组成部分,建立了一种“三元分析模式”。[4]柯亨和阿拉托则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彻底分离出去,建立起“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分析模式。[5]塞拉蒙等人则用“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三元模式”来描述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还明确指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构成了“第三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基础。[6]可以说,“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分析模式不仅已经存在,而且源远流长。

  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即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活动主体、不同的组织目标、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激励机制、不同的运作逻辑。“政治领域”的活动主体就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而“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则包括了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私人物品”,如苹果、衣服、计算机、汽车等等;政治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如立法、司法、国防、外交等等;而社会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如环境保护、同乡联谊、人际交往、公共卫生、文化传承、价值确立等等。[7]

  

  二、权力要素[8]的变化

  

  1、经济领域

  

  1978-1998年期间,在中国发生了经济权力(即支配经济领域的权力)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大规模转移,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那里瓜分了一部分经济权力,形成了两个领域共同分割经济权力的局面。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推进的。一是狭义的“改革”,即在传统的计划部门内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赋予国有企业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并使其逐步走向“政企分开”。二是狭义的“开放”,更确切地说是“开禁”,即在传统的计划部门之外,开放传统的“禁区”,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市场主导部门。在宏观层面上,“改革”通过不断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机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这主要表现为逐步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发展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改革政府宏观管理体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两种经济运转机制并存的复杂局面。[9]

  

  微观层面

  农村改革不但赋予了农民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农业经营权,还赋予了农民兴半企业的权利,他们还可以外出打工甚至到城市去打工挣钱。农民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不再是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而是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而且他赚钱的多少不再由上级领导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支配他的动机、决策、行动和收益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造就了2亿个农业家庭企业,并且使它们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市场的经济权力要素。就这样,容纳了全国人口80%的2亿农户,作为重要的经济权力要素,从政府转移到市场手中。

  20年的城市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市场对国有企业的支配作用也越来越大。过去,国有企业只需面向政府,如今企业至少要同时面向政府和市场。尽管政府还可以决定企业领导人的升降去留,但它不能决定企业的盈亏。当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越来越少的时候,企业的成败就不再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而是由它在市场上的经营业绩决定。当企业的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与企业业绩的联系日益紧密时,他们就会越来越坚决地抵制来自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越来越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活动,越来越听从市场的指挥。20年的改革虽然没有使国有企业获得真正的独立,没有使它们完全成为市场的权力要素,但却有力地推进了“政企分开”,大大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可以说,今天的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控制的权力要素,既不完全属于政府,也不完全属于市场。但是,总的演变趋势却是非常明朗的——政府的控制力将进一步减弱,而市场的控制力将进一步增强。

  从20年来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政府独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市场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不断地侵蚀、蚕食、瓜分政府的势力范围的过程。有四种趋势在持续地削弱政府的经济权力:第一,原来由政府控制的那类企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政府的势力范围在相对收缩;第二,政府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实际控制越来越弱;第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市场的势力范围不但在“绝对”意义上持续扩大,而且在“相对”意义上也在持续扩大,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领域微观层面的权力格局。

  

  宏观层面

  从目前来看,在价格的形成、产品和要素的流通与分配方面市场机制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而计划机制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市场机制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支撑。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政府已经开始自觉地放弃计划机制,而且把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制确立为指导自己进行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方面,可以说市场机制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全面胜利,剩下的任务仅仅是“打扫战场”和进一步发展完善自身的问题。

  尽管市场化改革赋予了企业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但是企业还没有获得“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外部环境的权力。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还没有“组织起来”,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而单独的企业是没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分散的、孤立的企业群体也是如此。数量和规模并不能自动赋予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只有组织起来,企业才能获得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和左右自己命运的权力。企业的无组织状态,使得“作为整体的企业”和“作为整体的企业家阶级”都无法出现,使得中国的企业既没有自治的能力,也没有支配外部环境的能力。可以说,时至今日,市场还没有能力把它所拥有的企业这类权力要素组织起来,还不能赋予它们良好的组织结构并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力。因而如何组织这些权力要素并使之发挥潜在的力量,是市场面临的最紧迫的权力发展问题。可以说,企业的结社自由是政府与市场争夺的最后对象,是市场还未攻克的由政府固守的最后一个“制高点”。当中国的企业获得了自由结社权利的时候,市场也就获得了对经济领域的完整的控制权,即获得了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权力。这意味着市场不但能在经济领域的微观层面上发挥支配作用,还能在宏观层面上发挥支配作用。这也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企业能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人为环境”,经济领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2、社会领域

  

  与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社会领域的改革也是沿着两条途径推进的。一条途径是“体制内改革”,即赋予原有的主体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使行政机制与自治机制[10]共同发挥支配作用;另一条途径是“体制外发展”,即允许新型主体存在和发展,并且逐步扩大自治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范围。这样一来,在社会领域中就形成了两类不同的主体并存,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并行的复杂局面。[11]

  但是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最大区别在于,20年改革在经济领域摧毁了计划管理体制,相反,在社会领域却建立了一种计划管理体制,即社团的双重管理体制。[12]

  

  私域

  20年的改革使中国人的个人权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可以选择居住地,可以迁往他乡甚至出国,可以自由择业,买东西不必再用政府配给的票证,人们也不会再因为说错话而蹲监狱乃至丢掉性命,领导和老师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未经允许公然拆开你的信件……这种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不再是政府的俯首贴耳的“臣民”,而是从政府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变成了有较大自主选择能力的“准公民”。很显然,“臣民”是政府的权力要素,他服从的是政府的意志;而“准公民”基本上是社会领域的权力要素,他服从的是自己的意志。由于个人是社会权力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所以中国人从“臣民”到“准公民”的转变,意味着作为个人的中国人从政府的权力要素转变为社会领域的权力要素,标志着20年来社会权力的要素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

  

  公域

  目前,中国的第三部门主要由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管理型组织构成,其中的社会团体与公民的集体行动特别是结社活动直接相关,是社会领域中最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式。[13]与个人权利状态相比,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的性质更能体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这是因为,分散、孤立的个人必然势单力薄而无法与政府对抗,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能获得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使公民组织起来的具体形式就是结社,而广泛的组织和动员又离不开广泛的宣传。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和大众传媒是否具有自主活动的权利,是判断社会领域是否具有自治能力的最敏感的指标。

  目前,中国的社团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或自治性,一方面,受到党政机构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又严重依附于党政部门。社团的内部管理水平很低,而且还拒绝来自社会的任何形式的监督,只知享受社会给予的优待,而愿不承担应尽的义务。社团缺乏起码的代表性,不能集中、综合、表达、捍卫本集团的利益,因而也得不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由于缺乏代表性,社团也就没有资格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基本上不具备参与能力。

  尽管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是回顾近20年来中国社团的发展历程,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些带有趋势性的令人振奋的东西:社团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规模和实力越来越大;管理水平和自治程度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这种趋势是由三种力量造就的:社会发展、法律框架和社团的内在发展逻辑。社会发展为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社团施加了巨大的牵引力和推动力。现行的法律框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造成了社团对政府的依附;另一方面,这种依附也为社团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虽然还有待完善,但与过去相比,它毕竟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社团的内在发展逻辑驱使社团逐渐走向成熟和自治。

  在现阶段的中国,西方理想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是无法存在的,西方式的“非政府组织”概念也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分析工具。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在社团的“官方性”和“民间性”的二元对立之中,那就等于忘记了社会之所以需要社团的初始动因。如果因为社团带有官方性从而否认社团发展的重大意义,那就更是错上加错。社团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自主而灵活的研究、交流、探索、尝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良好的环境;代表、综合、表达、捍卫特殊集团的利益;关注共同的或长期的社会问题;为公民提供参与社会发展的渠道;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设桥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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