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场空前浩劫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右派”的处理有六条规定，其中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其次是监督劳动，再有便是留用察看、降职降级之类，但是不管哪一类，都要下乡（少数在本单位）劳动，官方名之曰“劳动改造”。这当然是一种托词，体力劳动本身能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吗？能解决意识形态的分歧吗？显然不能。实际上这只是以劳动来惩罚、以劳役来治罪，并且企图通过这种惩罚迫使对方放弃原有的政治思想而已。所以正确的说法，这应该叫做强制劳役。此举实在并不新鲜，它只是历朝历代专制统治者惩治异己的一种传统手段。

　　 我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戴上“右”字桂冠后，曾被送农村服了四年劳役。有两年是在农业生产队里，有两年是在机关农场里，夹紧尾巴做人，遵命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经受了一番别样的艰辛和苦楚。

　　 （一）

　　 1958年4月，我的结论敲定，自知去农村已是唯一的出路，就开始做种种准备。书报衣物，能卖的卖，能丢的丢，只留下一床铺盖、一只破皮箱，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到得6月，正式上路。目的地是上海西郊七宝镇以西约三里左右的吉家巷。同行的除了两个同样身份的难友外，还有几位同一机关里的干部，他们是下乡“劳动锻炼”的。当时正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之中，下去不久就听到宣布说当地由七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一个大社，命名为“七一人民公社”，吉家巷本是个高级社，倂社后改称为新生生产队。我们被安排在一家农户多余的房间里住下，吃饭有公共食堂，当时全体农户都已取消家庭伙食，大人小孩一律在食堂“张开肚皮吃饱饭”了。我们则是按一定的标准上交粮票和伙食费，然后在食堂领取一份饭菜。

　　 这一地带是粮棉作物和蔬菜混合种植的地区，一方面要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水稻、棉花和油菜，基本解决自己的粮油需求；一方面要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供应市场，取得现金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当时队里除了个别人在城镇企业当职工以外，没有其他人流动性地出外打工。社员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都已取消，全村男女老少都在队里集体劳动，除了养猪场养鸡场的饲养员外，所有劳动力都纳入班组作业，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听哨子号令统一出工和收工，每天在工分簿上记载劳动项目和工时，然后按劳动力等级换算成工分，到年终时根据工分数字再结算分红。

　　 1958年的夏天，大跃进热潮正在席卷全国城乡，江南地区又正值“双枪”（抢收、抢种）时节，于是热上加热，赶季节、争先进，一片战斗景象。每天早晨哨子一吹，大家就急忙在村前空地上集合，队长分配任务后，就排着队伍下地，割稻的割稻、挑担的挑担，争先恐后，个个都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模样。为了在社队竞赛中争先，经常起早摸黑，挑灯夜战。俗话说是“两头黑”、“从鸟叫做到鬼叫”，甚至点着马灯加班。有几次乘着月色割稻到半夜，割得落穂满地也在所不顾，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割完早稻接着就是晚稻插秧，日复一日，面朝水田背朝天，累得腰酸背痛无法站立。这对我们这些刚来的书生真是极大的考验。那几位“下放干部”累了可以停停歇歇，实际上他们三天两头就有这样那样的“公务”或“会议”，离开生产队半天一天是常事；而我们几个“有罪在身”的人，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夜以继日、一天不拉、拼死拼活都得跟上。尽管社员们都很谅解，但是稍有懈怠，个别村干部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众所周知，大跃进伴随着普遍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就说“双枪”完毕后的积肥运动吧。上级号召，为了明年的丰收，要大搞积肥运动，而且要天天上报积肥的“战果”。于是，除了常规的禽畜粪肥、河塘里的淤泥之外，还要多方寻找肥源。上面传话说，烟熏土有肥效，于是就发动大家去田边地头锄草、或者把草皮连土带泥成块挖起，然后垒成一堆点火焚烧，甚至组织青年突击队日夜加班专门烧土，制作“烟熏土”。上面又传话说，坟头泥极有肥效，于是连忙组织突击队村里村外去扒坟，碰到大户人家面积很大的祖坟就像发现了金矿一般，一窝蜂地围攻，把棺廓外的泥土全扒出来，堆在一旁，随意估算个数字上报，说是积了几百担坟头泥肥。前面说的烟熏土肥也是这样估算一下就把数字上报了。

　　 对于大跃进中的浮夸虚假现象，正直的老农或村干部也不以为然，背后常有怨言。但是这样就犯了大忌。有个小队长对这些不良现象发了几句牢骚，上头知道了，很快就召开社员大会点名批判、勒令检讨，把他作为“拨白旗”的对象，整得灰溜溜的，后来还把职务撤了。我们几个“右”字号当然谨言慎行十分小心，总算没有吃什么新的苦头。

　　 （二）

　　 “双枪”过后，同我们一起下来的“下放干部”陆续回机关去了，换了另一批来。而我们这些“右”字号，则成为这里的常住人口。我们的工作证已被收缴，虽然户口和工资关系还保留在原单位。常年干活，没有星期日或节假日，每月可以请事假两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社员逐步接纳了我们，觉得这几个年轻人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私下还颇为同情。有些社员遇到家务事还愿意同我们商量，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能得到他们的照应。他们都叫我“小张”，认为我虽然偏瘦，但是“青皮硬骨”，积极肯干，够得上一级男劳动力，每工能记10个工分。事实上我每次出工也都是同青壮年在一起，和这些强劳动力干着同样的活。

　　 这里的农活，大致为栽种、田间管理、收割采摘、农田建设四个大类。田间管理包括施肥、松土、除草、杀虫等；蔬菜的品种多，田间管理更为复杂多样些。干农家活，需要一定的农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但最基本的还是靠体力。而最常用的体力活便是挑担，挑土、挑水、挑秧、挑稻、挑菜、挑粪，事事离不开一根扁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根扁担总是如影随身的忠实伴侣。我大致上可以负重120到150斤，视距离长短而稍有变化。

　　 夏天挑担，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几个来回就会汗流浃背，衣衫尽湿。但又不能脱去衣服赤膊上阵，不光是皮肤晒不起，肩膀也磨不起，所以总要穿结实一点的衣服才行。当时我总是一件卡其布外套，一天下来，内外湿透，天天如此，所以干脆不换不洗了。几天之后，久而不闻其臭，外套背面盐花泛白、硬如纸板，反到不粘糊了。一直穿到挑担活告一段落再抽时间换洗，作一次性保洁。

　　 冬天挑担，迎着寒风，脚踩冻土，几个来回就浑身发热，寒意全消。但是，渐渐地汗水湿透内衣，味道就不好受了。这时还停歇不得，一停就冷，只好拼着命地连轴转。更糟糕的是，由于常年劳作，两个手掌十分粗糙，加上寒冷干燥，手掌和手指处处开裂，十个手指都会有横向裂纹，就像刀割的一样。有时还会渗血，接触到水分就刻骨铭心地疼痛。当时没有橡皮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无奈之下，只好在开裂的地方贴上胶布，但是满手胶布仍然无法解除疼痛，胶布赃了总要揭下来更换，这时就更会痛得撕心裂肺了。

　　 最顶级的挑担活，要算是“浇泥浆”了。根据江南的习惯，每年冬春之交，在小麦出土之初，要从池塘或河浜里捻取稀薄带水的淤泥，铺开浇洒在麦地里，既为新苗保暖又为之施肥，这就是“浇泥浆”。此活有两个部分，一是驾着小船，用特制的捻泥网，从河底捻取淤泥。这种捻网是个巨大的网夹，主体是两根二三米长杯口般粗的毛竹，底部装着两个合在一起的簸箕状的网兜，操作时把竹竿和网兜伸向河底，夹取淤泥，然后连泥带水提起来放到船舱里。等装满一船后就用长柄木勺一勺勺地把泥浆抛到河岸上的泥浆池里。二是把泥浆池里的泥浆，装进粪桶，一担担地挑到麦田里，然后提起粪桶洒泼，要均匀有序地洒泼在麦田的表面。

　　 这两步作业，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既要有大力气，又要善使巧劲。首先，用网捻泥，每一网的泥浆都有几十斤重，从河底拖上来放到船舱里，一拖一放，小船就会摇晃。既要多捻泥、又要保持小船的平稳和安全，这就需要巨大的臂力和技巧。当时没有防水的手套和衣裤、长靴，最多就是一双胶鞋。在凛冽的寒风中，两手冻得通红，两腿裤管结冰，内衣却又汗湿淋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其次，要把泥浆一担一担挑进麦田，每担泥浆总有一百四五十斤，洒泼时要负重弯腰作180度旋转，稍有不慎就会闪腰伤腿。实际操作时通常两个人搭档，一个在船上捻泥、一个在岸上浇泥浆，定时互换。这算是青壮年男子的顶级农活，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冬天，也算经受了考验。

　　 冬春之交，水稻田里作为绿肥种植的红花草，开始伸枝展叶，随着天气转暖，红紫的花翠绿的叶便浓浓地连成一片。这时候需要及时翻耕，把红花草埋入土中，沤烂成肥。由于男劳力紧张，我又被调去跟着犁地和耙地。犁地时，既要让前进的耕牛听话，又要让手中的犁把深浅适度，太浅了就翻不起泥土，太深了就直往土里钻，弄不好整个犁都会断裂。耙地时，耙子在高低不平的土块上碾压前进，双脚要始终在耙子上面站稳，最终要把脚下的田地耙细耙平。这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最后我也终于学会了，能够顶上一级男劳力的岗了。

　　 就这样冬去夏来，我同几位难友在吉家巷劳动了一年有余。1959年10月，据说因为我们同农民相处太熟、不利于监管，于是被转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生产队去。不过三个月后，1960年2月，又被转移到上海市直机关办的奉贤农场去继续服役改造。

　　 （三）

　　 奉贤农场位于上海远郊的奉贤县，濒临东海，看来这是开发不久的地带，有些玉米、红薯之类的作物，而更多的是连片的芦苇和野草。农场有两排新建的平房，用作场部办公室、宿舍和食堂，另外还有仓库、猪栏等棚舍。场部受市直机关工委领导，原机关团委书记方某是场党委书记，他是我在原单位担任团支部书记时的老上级。全场不到一百人，分别来自各市级机关，既有我们这类“右”字号，也有下放干部。有一阵子我原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王某、和我同科室的朱某、籍某等人，也来这里短期“锻炼”。王、籍二人个把月就走了。朱某在农场时间较长，担任过场内“右”字号的总管，主持过几次我们的学习会和批判会。所谓学习会主要是汇报“改造”心得，批判会主要是针对劳动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记得“右”字号中有位来自市总工会的女士，三十多岁，大概是夫妻离异了吧，独自带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这里服劳役。这种处境本身就够可悲的了。谁知有一次收工时分，她见到夕阳下面一片枯萎的玉米杆，轻声说了句:“全都枯了”。由于说的是上海话，竟然被人听作“全是骷髅”，告密者报告上去以后，上头就专门组织了一场会议批判，说她出于阴暗心理，污蔑大好形势。弄得她有口难辩，徒叹奈何！

这里的劳动有三类，一类是养殖，主要是养猪；一类是种植，主要是为养殖提供饲料；一类是运输，为农场的基建运输水泥、黄沙等材料。我先后参与过后面两类。时值冬春，农活主要是采收玉米、红薯之类，另外就是采集野草野菜。没有农活的冬令时节，人们每天背个麻袋到四野去采挖可以喂猪的野草野菜，一天下来，少则几十斤、多则一百多斤。大家四处奔波寻觅，生怕采少了不好交账。但是比较起来，我做得更多、时间更长的还是运输劳动，也就是当装卸工或搬运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