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0 次 更新时间:2019-02-21 1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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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本文基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一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二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三

   首先讲第一点,也就是帝国内部庞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

   不过,这种庞大帝国很伟大,但也带来麻烦: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格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据徐中约说,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庆朝,帝国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四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

  

   五

   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

   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

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在座的王赓武先生所说,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说中国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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