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0 2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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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荃麟  

   这些话是鲁迅先生一九一八年,即是产生《狂人日记》那一年说的,而在一九二一年写《故乡》的时候,他又提到一次,即是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可是欧阳先生却只引用《故乡》里的话,认为“这样哲理似的思想上的结论,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这需要对现实的深刻的观察与分析。他原来已经知道,希望是需要用斗争来实现的。……从这点上看,他是跨进一步了,这种以斗争来追求希望的态度,可能是《知识即罪恶》里的思想伏线”。

  

   欧阳先生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写《故乡》时,思想上的“跨进一步”;认为这是《故乡》对《明天》与《风波》的一个发展,认为“在《故乡》里鲁迅先生才知道需要斗争来实现希望”,殊不知这一步,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早已“跨进”了。《故乡》里的话,不过是一九一八年所写的《生命的路》里的话,重述一下罢了。鲁迅先生早就在号召大家“踏着铁蒺藜前进”了,早就在号召大家从没路处去走出路来了──即是说,早就在要求以斗争来开辟生命的路了!

  

   这一来,欧阳先生的分水岭就有点动摇了。因为《知识即罪恶》里所表现的“两大主要社会势力相互斗争的概括认识”,事实上在鲁迅先生是早已存在着了。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当时社会斗争的内容,主要还是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买办的势力的斗争。而鲁迅先生却把这一斗争和他对于广大被榨取的奴隶底热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这斗争取得明确的意义──即是几千年来奴隶要求解放的斗争。这是鲁迅先生五四运动中间所表现的最杰出的思想,欧阳先生用“奴隶意识奠定了真理武装思想的可能”这样字眼,来表示当时的鲁迅先生思想,这说法却是极正确的。

  

   在这里,我们顺便可以谈到,所谓积极和消极的问题。欧阳先生认为鲁迅先生“到写《知识即罪恶》的时候,才给他所同情的对象相当地确定了社会经济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想从被榨取者中间去寻求积极同情的对象而加以正面的表现,因而写成《故乡》是很自然的。”他的意思,仿佛说正面去表现积极同情的对象──即作者所敬爱的人物,才算是积极的热情。而反面地暴露则属于消极的。因而,从在这一点上他又断定《故乡》和《阿Q正传》的产生,是鲁迅创作过程上的一个变化,并且因为这个理由,他想把阿Q看作是一个所谓正面表现的积极同情的对象。

  

   其实,所谓积极和消极,是应该以作者对于现实所取的态度来决定的,并不是决定于作品的形式,作家可以从种种不同侧面去描写现实,不管是正面的描写或反面的暴露,只要作者对于现实不是悲观绝望,而是取积极的斗争的态度,那么这种主观的情感和思想,通过艺术的表现,都足以唤起读者的积极情感。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从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关系上,去展开他的主题,和创造他的典型人物,并不一定要从正面去描写斗争现象或创造革命的典型人物而算是表示积极──那只是一种庸俗的见解罢了。所谓暴露,这意思并不仅只限于暴露黑暗的现象,主要的倒是从这种黑暗现象的里面去抉发社会的本质矛盾,从这里使人们去认识历史的真实。因此,暴露也并不能即说是消极的。以鲁迅先生的小说来说,固然大多数都是属于暴露的,然而这恰恰说明是当时社会的极度黑暗和沉闷的反映。鲁迅先生凭借其天才的笔力,不仅剥露了榨取阶层的残忍面目,并且还显示出奴隶的残废状貌和它们的根源。出现于鲁迅全部小说中间的,几乎全是这一些肉体和精神的残废者,就是《故乡》里的闰土,也何尝不是活生生地给磨折得那样麻木的一个残废者。由狂人、孔乙己、小拴、单四嫂子、七斤、闰土、阿Q……这一些残废人物,织成了一种血泪交淋的奴隶史图,这才是对中国历史一个空前的无情的暴露。这些人物都是具有善良灵魂的中国人民。是谁使他们变成残废?是谁在屠杀着他们的灵魂?这种无情的暴露,难道不唤起我们高度的愤怒和积极的斗争热情吗?鲁迅先生对于那些灵魂屠杀者的无比愤怒,也就产生了他对于那些善良灵魂的深切的同情与爱,使他喊出“救救孩子”那种热情的嘶喊,这难道不是积极的同情与爱吗?这种强烈的爱与同情,一贯地潜藏在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中间,转化为一种坚韧的战斗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鲁迅精神。这主要因为鲁迅先生自己就是一个被迫害者,就是奴隶中间的一员。所以在风格上,鲁迅虽颇近于契诃夫、莫泊桑等,但是在精神上显然是绝不相同的;固然鲁迅先生有时也流露出一些颓伤的情感,然而这正是当奴隶力量没有组织起来以前一个孤独战斗者所不免的偶然情绪,并不妨碍他那种“我们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的一贯精神。

  

   鲁迅先生是最了解奴隶的一个人,因此也是给予奴隶以最伟大的爱的一个人。奴隶固然大多是不健全的,然而又岂是奴隶的罪过。说鲁迅先生要在这些精神或肉体的残废者之外,另外去寻求“素来所敬爱过而近似理想型的积极同情的对象”,作为小说的主人翁,并且把这看作是他在写《故乡》与《阿Q正传》时候一个创作上的变化,这意见怕是难以成立罢。

  

   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甚至到《彷徨》里诸作品,可以说都是一贯的发展。关于这点,我颇同意茅盾先生在《<呐喊>与<彷徨>》一文(转载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新哨》)里的意见。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是写出从辛亥到“五四”中国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奴隶──或者说,被榨取的下层农民与农村破产者──的真实状貌。而在这中间,作者把奴隶解放的要求和当时中国市民的民主革命要求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来理解,这就是统一着《呐喊》与《彷徨》中间各篇小说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伟大的现实性,由于这种深刻的现实思想内容,加上作者的艺术天才,才产生出那一些辉煌的艺术形象。鲁迅先生替当时中国人民画下了一幅最真实的史图。在今天,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理解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然而当时鲁迅先生自己却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指导者,他只是一个战斗的实践者罢了。因此,我们并不能那么机械地把他当时的思想过程和创作过程切成若干细碎阶段来研究,我们只能看到他创作上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即是他愈深入到斗争的实践中间,他的认识也更突入到现实的本质,因而在创作的现实主义上获得更大程度的真实性。阿Q便是这些真实形象中间最杰出的一个。《阿Q正传》的伟大,我以为不在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是较前“跨进一步”,而是在于它所反映的现实较以前作品更本质地深入,因而在作品的思想上,显露出更大的真实性。

  

   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人谈过,大多认为是中国国民弱点的暴露,这大概是根据鲁迅《再谈保留》一文中的话,我以为这话尚需阐述。至于欧阳先生认为作者的主要企图,是要从阿Q身上去发掘革命种子,追求革命的动力,这说法确是新颖,然而却未免太主观了。这也许是根据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阿Q既然是个农民,而农民应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农民典型的阿Q,既然革起命来,自然应该是革命的战士,欧阳先生也许从这一逻辑上去推论的罢。这意见似乎刚刚和西谛先生的意见相反,然而实是相成。西谛先生的意思,似乎阿Q那样一个人,照理不会而且也不配做革命党,然而却居然做起来,而且被枪毙了,颇有点意外。而欧阳先生的意思,则是阿Q那样人(即农民)会而且应该革命,并且应该是具有高度的报复与愤怒的革命心理。然而阿Q却偏偏是个糊涂蛋,也颇有点意外。前者是说,一个残废的糊涂蛋不应该去做革命党;后者是说一个做革命党的农民不应该是残废的糊涂蛋。他们共同的毛病,是忽视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在经历长期的奴隶生活的农民,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以后的中国农民,是普遍地陷在怎样一种无组织的悲惨麻木的精神残废状态之中。革命起来了,他们是要求翻身的。然而他们的意识没有觉醒,几千年来的奴隶思想把他们毒害着。他们的力量还不曾被组织,反而到处受着封建残余和市民阶层的欺骗和愚弄。他们有朦胧的革命要求,然而很可怜,革命是怎么一回事都摸不清楚。在那样情形下,说农民不会或不配做“革命党”,固然不是真实,但是要求阿Q那样残废的人们一下子能站起来担当革命的任务,这也是非现实的。阿Q是在反叛着,这是事实。然而不幸这反叛是和奴隶的失败主义──阿Q主义相结合,因此阿Q的革命至多做到“用竹筷子盘上他的辫子”,就被人家出卖了。这确是当时的普遍情形,是使鲁迅先生极端愤怒和悲痛的。他从阿Q身上所发掘的,倒不是什么革命的种子,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奴隶的根性──也即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后来的帝国主义者用血教训出来的奴隶失败主义。鲁迅先生对于阿Q以及阿Q的反叛是万分同情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深植在阿Q身上的阿Q主义,便格外愤怒了,并且憎恨了──这爱和憎是异常分明的。一部《阿Q正传》与其说是奴隶的革命史,无宁说是奴隶革命失败史,或者说,是奴隶的被压迫史。从这部血泪的历史中间,使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奴隶是在反叛着,而且更看清楚奴隶自己的弱点。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奋斗,并且和自己的弱点去奋斗。只有从这种奋斗中间,才能够去孕育新的革命种子。然而却不在阿Q的身上,而是在阿Q的后代──中国新的农民身上了。

  

   《阿Q正传》还不仅是阿Q的根性暴露史,并且也是所有中国人奴隶根性的暴露。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国民弱点的暴露。在几千年专制政治压迫之下,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就在过着奴隶的生活,而自从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以后,不但象阿Q一类人早就已做了奴隶,就是向来的奴隶统治者或做奴隶总管的人,也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了。因此阿Q式的奴隶主义,就成为当时一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阿Q主义这一特征,一方面是作为阶层本质存在于阿Q那些最下层奴隶群中,一方面却又作为半殖民地的民族特质,普遍地存在于一般中国人中间。然而“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和对于统治阶级或其他阶层是具有显然不同意义的。这一点必须被发掘出来。洋大人所豢养的统治者,一方面固然是被征服的奴隶了,一方面却依旧维持着统治者的身份,他们的损失是将取偿于人民的身上,因此就造成他们更残酷的剥削。鲁迅先生称他们做办“人肉的筵宴”的厨师,是十分恰当的。他们侈谈“东方文明”,自夸“华夏第一”,实际上却不止是卑怯的自慰,而是很明白具有一种毒辣的作用──压迫革命。他们的阿Q主义愈深,人民便遭殃愈烈。这正是阿Q主义对于这一阶层所独具的特征,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作为阿Q这个阶层特征的阿Q主义,却是两样。阿Q以及阿Q同样的人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了,对于他们,产生这种奴隶失败主义的,正是奴隶统治者和奴隶总管长期残酷压迫的结果。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Q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见拙著《也谈阿Q》)

  

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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