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9 23: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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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峰  

   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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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四库馆臣一再强调在评价历代著作之时,他们所持的学术态度是“参稽众说,务取持平”①,但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皆简称为《总目》)的整体学术倾向是崇尚汉学、贬抑宋学的。就易类提要而言,就有学者总结道:“《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有扬汉抑宋的倾向。”②这颇能代表目前学界对《总目》易学观的基本看法,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在四库馆臣的话语体系中,经学的汉宋之别,有时指时代差别,有时指学术风格差别。从学术风格上看,“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总目》,第1页)如果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即“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总目》,第294页)也就是说,汉学以考据为主,宋学以义理为主,这也是清代考据家被称为汉学家的依据。③

   就易学而言,除了义理、考据之别外,还有义理与象数的差异。《总目》易类小序将历代经学的发展,归纳为“两派六宗”(《总目》,第1页)。两派是将历代经学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其中象数派有三宗,即《左传》至汉初的“太卜之遗法”(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京房、焦延寿的禨祥之学(以阴阳灾异言《易》),陈抟、邵雍的图书之学;义理派亦有三宗,即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程子以儒家义理解《易》,李光、杨万里援引史事证《易》。“两派六宗”的易学史观,在《总目》易类著作的提要中,亦有体现。从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中④,可以看出,无论汉代易学,还是宋代易学,都包含了义理与象数的内容,也不能以象数、义理之别来区分汉《易》与宋《易》。

   所以,下文笔者在分析《总目》的易学观时,凡涉及“汉”“宋”之时,一般以历史时代为准,而不涉及学术风格的差异。

  

   一、《总目》经部易类“扬汉”说辨析

   根据《总目》易类小序的归纳,汉代易学主要有属于卜筮宗的“太卜之遗法”和京房、焦延寿所代表的禨祥之学。其实还有传自费直的古文经学《易》,古文《易》的文字和解经方法都与田何易派有所差异。今人说《总目》的易学观有“扬汉”的倾向,仅从四库馆臣对田何易派和费直古文《易》的评价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四库馆臣对京、焦禨祥之学及《易》纬之学,评价是非常低的,在《四库全书》易类正编之中未收录其相关著作。《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最能体现四库馆臣对汉代易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立场。

   (一)对“太卜之遗法”的评价

   《总目》易类小序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于《周易,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总目》易类小序直言“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说明四库馆臣对《左传》以来流传的“太卜之遗法”是非常认可的。这在易类著作提要中也有体现,如《春秋占筮书》提要云:

   《易》本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后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羲、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春秋》内、外传所纪,虽未必无所附会,而要其占法则固古人之遗轨。

   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易》,在于“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而后世儒者解经,理应“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作《易》还是解《易》,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

   《总目》易类小序说的“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主要指西汉田何一派的易学。孔子授《易》,六世而至田何,田何之学在汉代被立为学官,今文易学博士多为田门后学。《易象钩解》提要云:

   汉《易》自田何以下无异说。孟喜六日七分之学,云出田王孙,而田王孙之徒以为非。焦赣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刘向校书,亦云“惟京氏为异党”。

   孟喜的学术活动主要活跃在宣帝时期,而在此之前,田何及其学生的易学一统《周易》天下,并无异论。

   所以,从《总目》“两派六宗”的角度看,汉《易》中的“太卜之遗法”,主要指汉代前期的田何一派,而《总目》对这一派是基本肯定的。

   (二)对古文易学的评价

   田何易学在汉宣帝以后受到京、焦禨祥之学的冲击,此后失去了在今文易学中的主流地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费直古文《易》逐渐发展壮大。费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西汉中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⑤其学术风格整体上与田何一派相近,但在经书文字上有所差异。汉元帝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⑥这说明费氏《易》的文字比今文《易》更为准确。费直易学以象数为主,被四库馆臣称为“象数之正传”(《总目》,第44页),而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应已开始注重义理的阐发。

   费直之后,传承古文《易》的有陈元、郑众等人。陈元、郑众皆精于古文经学,对古文《易》有传承之功,但未能发扬光大。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周易》作注,古文《易》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易》的声势。尤其是郑玄《易注》,以古文《易》为主,兼采今古文《易》说,在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⑦《周易郑康成注》提要云:

   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王,非达识也。

   郑玄《易注》至南北朝时主要流行于北朝,王弼《易注》则流行于南朝,而郑玄、王弼的易学,实则同出于费直古文《易》。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易学,是以费直古文《易》为主要传本。而四库馆臣认可陆澄的说法,认为郑玄《易注》崇儒,唐初纂修《周易正义》应以郑注为本,可见是非常推崇郑注的。

   所以,《总目》对古文易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由于费直无著作传世,郑注也早已散佚,后人虽有辑佚本,但无法了解郑注的整体情况,所以《总目》易类小序没有专门评价这一派。

   (三)对禨祥之学的评价

   《总目》在积极评价汉代田何易学、费直易学的同时,对始于汉宣帝时期的京、焦禨祥之学则持批判态度。

   汉《易》禨祥之学在汉代前期今文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卦气说。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周易》,并用六十四卦和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相配。这一学说先秦时期已经略有端绪⑧,发展到西汉,“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⑨。

   对于汉代易学的这种发展倾向,四库馆臣是全面否定的。《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京房、焦延寿的著作,也收录了《易纬》著作,但《易纬》著作没能列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正编,只能附录在经部易类的末尾,而焦延寿《易林》、京房《京氏易传》等著作则被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在《总目》的学术批评系统中,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尤其是在分类上,按照传统的分类法,经部、子部有尊卑不同,被归于经部易类,还是归于子部术数类,在学术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四库馆臣将焦、京二人的著作归于子部术数类,认为:“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总目》,第44页)他们认为京房等人的易学著作是“《易》外别传”,不具备归入经部的资格,只能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

   正如《御纂周易述义》提要所说:“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这篇提要肯定田何、费直等人承继的“太卜之遗法”,否定孟喜、京房等人为代表的禨祥之学和谶纬之学,反映的正是四库馆臣对汉《易》的基本态度。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尊崇汉《易》,是不准确的。

  

   二、《总目》经部易类“抑宋”说辨析

   在《总目》归纳的“两派六宗”中,属于宋《易》的有图书之学、儒学《易》和史学《易》。此外,还有一些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的著作。如果说《总目》贬抑宋《易》,那主要是针对图书之学,以心性之学、“狂禅”解《易》等易学倾向,如《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所说:“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总目》,第35页)就是对“主数太过”的陈抟图书之学,对“主理太过”王宗传、杨简的心性之学,都予以否定。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

   (一)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与禨祥之学同属于“《易》外别传”的,是宋《易》图书之学。所谓图书之学,是指宋代象数易学推崇河图、洛书,不但将其制为图式,甚至认为图先于《易》。

   对于宋《易》图书之学的源流递嬗,四库馆臣在《易数钩隐图》提要中有较为全面的概括:

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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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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