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基本权利影响侵权民事责任的路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7 22: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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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  
笔者认为,从追本溯源的角度来看,一般人格权是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并不是在民事立法中确立下来的。在《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之前,其请求权基础既不是《宪法》38条,也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1条,其真正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民法通则》106条第2款关涉“人身”的规定。具体理由是:(1)宪法和民法的性质、功能及所处的地位均不相同,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权,而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民事性的“框架性权利”,二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特殊民法,它与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适用范围存在很大的限制,不足以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3)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框架性的权利”,其内涵具有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和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诸项具体人格权完全不同[43];(4)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固然是德国联邦法院通过直接援引基本法1条、第2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基本法本身规定了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或者说,可以以德国基本法中的规定作为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请求权基础。作为一般人格权请求权基础的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并不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

   从法理上来说,一般人格权属于一种“框架性权利”,其性质与具体人格权迥然相异,难以通过“结果违法”的认定方法确证其违法性[44]。对于我国来说,如果民事主体所侵害到的权益属于《侵权责任法》2条第2款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其违法性是无需加以证明的。但是,如果民事主体所侵害到的权益属于“一般人格权”,由于该种“权利”在内涵上的不确定性,侵权行为的违法性需要法院加以“积极的确认”,从而判定其是否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实施该种判定的过程中,法院可以将基本权利揉杂于其中,综合权衡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对“受侵害人”权益的保障,而后作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并进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裁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1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和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其他人格利益”均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法院可以借助自身对前述范畴的理解和判断,综合权衡各方利益,本着既要避免过当加重民事主体的责任负担、影响其行为自由,又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确保宪法和私法之间的动线流畅的原则,积极地确定和判断相关民事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动态地调节和控制基本权利在私法场域的流量。但是,必须申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1条对两类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方式是二元性的,而不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对“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采取的是“权利侵害型”保护方式。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采取的是“违背公序良俗型”保护方式。两种保护方式的构成要件不甚相同。前种保护方式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即: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对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的侵害,侵权行为与权利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等。后种保护方式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主观上的故意,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侵害、违背公序良俗的侵害行为等。由于“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内涵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与“其他人格利益”之间有可能存在的重合,基本权利在经由前述何种方式获得救济方面似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注释:

   [1]《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

   [2]《法国民法典》第1383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其行为所致的损害,而且对其过失或懈怠所致的损害,负赔偿的责任。”

   [3]葛云松教授指出,“在解释上,加害人因过错而导致他人的任何类型的损害,都应当予以赔偿。其范围,也包括了其他国家所称的纯粹经济损失”。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4]《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过意或者过失地部分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第1款)”。“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同样的义务(第2款)”。

   [5]《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致人损害的,承担损害赔偿义务。”

   [6]《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7]该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行为。参见江平、巫昌祯:《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8页。另可参见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557页;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

   [8]该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是“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9]有学者指出,“我国侵权立法,应认真总结以往立法及司法的成功经验,坚持已有的成熟做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应通过一般条款列举具体的权利及利益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兜底条款,而不应从规定损害概念的角度界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

   [10]《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1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2款)。

   [11]该案的基本情况是:美国国会在1875年制定了民权法案,禁止在火车、旅馆、戏院等公共场所有种族歧视的情形。鉴于在实践中受到的种族歧视,五名黑人分别依据该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联邦法院认为,宪法第14条修正案仅仅限制各州权力的行使,并不规范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联邦并不能依据该修正案取得制定禁止私人歧视法律的权力。因此,该法无效。109U. S.3[1883].

   [12]Carl Schmitt, Vrfassungslehre, 1928,S.126.

   [13]D. Merlen, Annerkung, Njw 1972,1799.

   [14]该观点认为,宪法可以调整私法关系(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尽管调整私权关系不是宪法的主要任务,但它并非不能调整私法关系”(参见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5]该观点认为,宪法不适宜调整私法关系,私法关系应当更多地交给民商法等私法去处理(参见秦前红:《关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几点法理思考》,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1期)。

   [16]从直观上来看,现行宪法第36条关涉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规定、第37条第3款关涉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规定、第40条关涉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的规定、第51条关涉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规则的规定等并不排斥私人对基本权利的侵害。但是,由于我国根深蒂固的公法、私法划分的传统文化氛围,加之对宪法公法性质的传统定位,基本权利不可能进入侵权责任法场域成为其保护的法益范围。

   [17]以杨立新为代表的民法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应当限于私法上的权利,而不能包括公法上的权利。如果公法上的权利遭受侵害,应当依据公法制度获得救济(参见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王利明教授等民法学者认为,“至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是否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在各国法律制度中,不无争议。依据我国通说,公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不能直接获得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另可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8]例如,在美国1955年的Gordon v. Gordon案(322Mass.197,124N. E.2d228(1955),cert.denied, 349U. S.947(1955))中,某人立遗嘱将其身后财产赠与他的一位亲属,但是同时附加条件:如果受遗赠人娶异教徒为妻,将丧失受遗赠权。受赠人对此不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该公民侵害了其宗教信仰自由权。

   [19]关于该案件的详细介绍,可以参阅《法制文萃报》1999年5月3日。

   [20]包括具有绝对权性质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如各种具体人格权、各类物权、专利权、商标权等。

   [21]该条规定:“任何人因其行为致人损害,如果对其发生有过错,应承担赔偿义务”。

   [22]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部分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23]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同样的义务”。

   [24]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致人损害的,负同样的义务”。

   [25]《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13号)第1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验资证明,属于依据委托合同实施的民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1994年1月1日之前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7]该法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

   [28]笔者认为,基本权利在私法场域的适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家行为方式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发展使私人团体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其二,“立法不作为导致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虚置,公民没有防范来自私人团体侵害的法律凭借”。参见刘志刚:《宪法私法适用的法理分析》,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确立了“违背公序良俗型”侵权模式,但是,该种模式下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仅限于“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并不包括纯粹经济损失。

[30]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另一方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权,或者因无权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以致其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要求消除此侵害。如果有继续受到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可以提起停止侵害之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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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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