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王:宪法修正案运用中的技术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7 22:41:57

进入专题: 宪法修正案  

孔德王  

   摘要:  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是基于修正案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价值。但我国宪法修正案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调整宪法条文序号的方式和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宪法修正案的正面功效。此外,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能否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也不无疑问。鉴于宪法修正案运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技术难题,修宪机关未来可以考虑放弃宪法修正案这一修宪方式,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

   关键词:  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文本;修宪方式;修宪技术;部分修宪

  

一、引言


   作为一部“改革宪法”,[1]现行宪法自1982年公布施行后,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已经作了五次修改。全国人大于1988年第一次修改现行宪法时,放弃了此前采用的宪法修改方式,转而借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宪法修改。此举旨在维护现行宪法文本的稳定,进而树立宪法的权威。[2]2018年第五个宪法修正案生效后,我国宪法修正案已达五十二条之多,充分体现了现行宪法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不过,修宪机关在运用宪法修正案的过程中存在的技术瑕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宪法修正案的功效,也就是宪法修正案在维护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伴随着前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学界已经关注并探讨相关修宪技术,主要集中在:我国宪法修正案独特的表述方式,此其一;[3]我国宪法文本的统一问题,此其二。[4]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我国宪法修正案独特的表述方式是造成宪法以不同“面孔”示人,进而导致宪法文本不统一的重要原因。[5]尽管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确定的共识,但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表述方式和文本形态方面并未做出改变。不仅如此,最新的宪法修正案还出现了两个不同于前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地方:其一,以修正案的方式在现行宪法当中增加一节,首次修改了现行宪法的文本结构;其二,伴随着节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部分宪法条文的法条序号。但是,诸多对新宪法修正案的研究并未涉及到这两处新的修宪技术是否妥当的问题。依笔者之见,上述四个方面都是属于修宪技术层面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宪法修正案存在认识误区,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即是一次尝试。

  

二、宪法修正案应当采用哪一种表述方式?


   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学者们批评的对象。早在1999年,蔡定剑、胡锦光和莫纪宏三位宪法学者分别撰文发表了对宪法修正案表述方式的看法。莫纪宏认为:“宪法修正案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规范的价值。”[6]蔡定剑主张,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不是规范的条文,“而是一个修改的说明,阐明某条怎么修改”。[7]胡锦光也指出,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不符合宪法修正案的要求”,不是可引用的宪法条文。[8]此后,对宪法修正案表述方式的类似批评时有出现,可以说已经成为通说。在学者们看来,独特的表述方式,致使本应是独立存在且可以适用的宪法修正案,不仅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无法适用。

   依据学界的通说,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是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迥异于法律条文的表述方式。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为例,它的完整内容如下:“第一条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构造来看,法条由序号和正文两部分组成。[9]与常见的法律条文相比,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法条序号采用的是常用的设置方式,而正文的表述则与法条截然相异。[10]如蔡定剑所言,宪法修正案的法条正文更像是一个阐明某条应当如何修改的修改说明。我们只有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与1982年宪法原文第十一条相结合,才能知晓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宪法第十一条的完整内容为何。这使得宪法修正案无法脱离宪法原文而独立存在。

   应当说,我国宪法修正案仅仅“形似”宪法条款,实质上无法将其视作独立的宪法条款。这导致宪法修正案在援引和适用方面面临棘手的问题。就援引而言,有学者曾以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为例进行分析。论者提出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要求修改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四款的内容,那么当需要援引修改后的宪法条文时,是将其援引作宪法第十条第四款,还是宪法修正案第二条?[11]似乎两种援引方式皆有其道理和依据:前一种援引方式的根据在于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正文的内容,而后一种援引方式则依循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法条序号所提供的信息。毕竟,法条序号的功能之一就是便于查询进而引用目标法条。[12]但同一内容存在两种援引方式显然容易造成混乱。不过,实践当中更为常见的是第一种援引方式。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很难让人将它当作法条引用。就适用而言,由于宪法修正案的正文是关于修改宪法的操作指南而不是规范的条文,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事实上,这一问题也存在于同样采用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的刑法修正案。[13]

   我国曾在1979年、1980年两次以修宪决议的方式修改1978年宪法。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与修宪决议如出一辙。例如,1979年通过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采用的是典型的修改操作说明式的表述方式,如“一、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4]相较之下,修宪决议与宪法修正案在表述方式上的唯一差别,是前者没有使用法条序号。[15]此外,在我国,同样采用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的还有大量的关于修改法律的决定。[16]

   理论上同为部分修宪的两种方式,宪法修正案与修宪决议最大的差别在于,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无需修改宪法原文,而以修宪决议的方式修改宪法则应当修改原文,后者因此被归入“原文修正式”宪法修改。[17]换言之,修宪决议通过后,应当根据修宪决议的内容修改宪法中的相应条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正因此,修宪决议才采用了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18]由于宪法修正案本应是独立存在的宪法条文,其与宪法原文共同构成宪法文本,所以域外的宪法修正案才采用了法条的表述方式。[19]也就是说,不同的表述方式匹配的是不同的修宪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当初放弃修宪决议而选择使用宪法修正案,正是看中了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无需修改宪法原文,有助于维护宪法文本的稳定。但不知为何,我国宪法修正案却沿用了修宪决议的表述方式,而这限制甚至抵消了宪法修正案的作用。

   三、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公布宪法修正文本?

   关于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是否公布宪法修正文本——根据宪法修正案做相应修改后的宪法文本——的问题,现有的资料表明,官方的认知和做法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1988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现行宪法。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全国人大并没有公布相应的宪法修正文本。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无论党中央还是全国人大都未提及是否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的问题。

   1993年修宪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20]根据蔡定剑的记述,“1993年修宪时,为避免修宪后宪法文本的不统一,修宪小组内部讨论了宪法的文本问题,意见是将修正案附在宪法后面,同时将修改的内容改到宪法正文中去”。[21]但不知因为何故,全国人大最终只公布了宪法修正案,并未公布宪法修正文本。

   1999年修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重申了官方的立场:“这次修改宪法,继续沿用1988年和1993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22]不过,尽管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都一再呼吁出版宪法修正文本,却并未得到足够的回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官方出版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并未及时刊登宪法修正文本就是明证。

   2004年修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专门强调应一道公布宪法原文及历次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他说:“关于宪法文本问题。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实施宪法,建议本次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23]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响应官方号召,同时刊载了宪法原文及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24]

   2018年再次修宪,人民日报于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的次日即将其公布,[25]并于不久后公布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26]。全国人大也在其官方网站中国人大网上公布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案[27]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28]。官方出版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由于出版周期的问题,尚未公布与此次宪法修改相关的文件。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呼吁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到带头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官方似乎想以宪法修正文本作为权威的宪法文本,以结束宪法文本不统一的局面。如有学者所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它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的宪法本身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文本,使人无所适从,将有损宪法的权威,对宪法的执行和引用造成混乱。”[29]事实上,宪法修正文本一直是更为常用的宪法文本。

   不过,官方同时公布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本身就存在误导性。正如有学者所言,“两个文本同时面世,很可能会混淆视听,让人无所适从”。[30]要想统一宪法文本,显然不应当同时公布两个文本。此外,宪法修正文本是否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也不无疑问。[31]

   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以宪法修正文本作为标准宪法文本,与当初借鉴宪法修正案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国内权威教材,“我国在认为对宪法进行整体修改和直接在宪法条文中进行增删,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情况下,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运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32]由此可见,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的好处之一是不用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对此,该教材进一步解释说,宪法修正案的优点在于,“其不需要重新通过宪法或者重新公布宪法,因而能够保持宪法典的稳定性和完整性”。[33]但是,如若以宪法修正文本作为标准宪法文本,则意味着每一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都要产生和公布一个新的宪法修正文本。该文本不仅应当而且必须随着宪法的局部修改不断更替。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与原有的以修宪决议的方式进行宪法修改并无实质区别;另一方面,使得宪法修正案本应具有的保持宪法文本稳定的功能无从发挥。

   四、宪法修正案可否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

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首次调整了宪法的文本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宪法修正案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10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