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全安:20世纪中叶中东国家的土地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 次 更新时间:2019-02-17 22: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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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  
5公顷;政府向农民发放期限20年的无息贷款,用于购置土地和相关农具。(61)“据估计,大约占农村人口1/3的将近五百万人,将从这些法律中得到好处,如果全部得以实现的话,那将是推行一项主要的革命,从而把土耳其变成为一个独立小农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国家。”(62)然而,《土地改革法》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抨击,被迫修改为向贫困农民出售的土地局限于国有土地,私人地产未被纳入土地改革的范围。(63)1950年,政府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为500公顷。到1951年,只有1.6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其中只有360公顷属于私人地产,仅3.3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64)民主党尽管在40年代后期反对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制定的《土地改革法》,却在1950-1960年执政期间推行土地改革;此间,31.2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65)1973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新的《土地改革法》,计划将32万公顷耕地即全部耕地的11.5%纳入重新分配的范围,向54万户贫困农民提供耕地,其中8.3万公顷来自私人地产的征购,其余来自国有土地的出售,同时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即灌溉耕地(水浇地)不得超过3-10公顷,非灌溉耕地(雨浇地)不得超过4.7-20公顷,视不同地区而实行不同的标准。然而,上述诸多法律和政策大都只是一纸空文。至1977年宪法法院废止新《土地改革法》为止,只有1200户无地农民获得2300公顷耕地。(66)

  

三、土地改革后的乡村社会


   土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地权的转移和地产结构的变化。以埃及为例,1952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除没收王室地产18万费丹外,涉及地主1800人,征购土地36万费丹;(67)1961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涉及地主约3000人,征购土地10万费丹;1969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涉及地主1.6万人,应征购土地113万费丹,未能完全付诸实施。(68)1953-1969年,国家实际征购土地共计80万费丹,受益者约34万农户。(69)据资料统计,1950年,埃及乡村拥有地产的农户总数约为100万户,其中地产不足1费丹的农户2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1%,拥有地产11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8%,地产1-2.9费丹的农户4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1%,拥有地产71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1.6%,地产3-4.9费丹的农户1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6%,拥有地产60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9.8%,地产5-9.9费丹的农户1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拥有地产82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3.3%,地产10-49费丹的农户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拥有地产150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24.4%,地产50费丹以上的农户1.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5%,拥有地产241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39.1%。1975年,埃及乡村拥有地产的农户总数为285万户,其中地产不足1费丹的农户11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拥有地产74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2.4%,地产1-2.9费丹的农户11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1%,拥有地产202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34%,地产3-4.9费丹的农户3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拥有地产119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9.8%,地产5-9.9费丹的农户1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拥有地产94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5.8%,地产10-49费丹的农户6.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3%,拥有地产99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6.5%,地产50费丹以上的农户300户,占农户总数的0.01%,拥有地产11万费丹,占地产总面积的1.7%。(70)另据资料统计,1950年,埃及乡村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1970年,无地农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33%。(71)与此同时,不足5费丹的小块地产成为乡村地产的主要形式,其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1952年土地改革前夕约为35%,1965年上升为57%。(72)以上数字表明,土地改革期间,乡村地权趋于分散,小农经济得到明显的发展。

   伊拉克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历经嘎希姆政权、阿里夫政权和巴克尔政权三个阶段。1958年,拥有土地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5%;1971年,在全部400万农户中,95%的农户拥有土地。(73)至1973年,地产超过200杜诺姆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6%,占有全部耕地的26%,地产不足40杜诺姆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2%,占有全部耕地的23%;与此同时,40-200杜诺姆的中等地产主呈上升趋势,占农户总数的27.5%,占有全部耕地的51%。(74)叙利亚共和国的土地改革,亦曾导致大地产的衰落和中等地产的明显上升趋势。至土地改革后的1970年,4500户大地产主的150万公顷耕地被政府征购,约占当时全部耕地的17%;10万户小农获得政府征购的45万公顷耕地以及政府在加卜河流域开垦的43万公顷耕地。(75)进入70年代,占有耕地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0.5%,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占全部耕地的17%;占有耕地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15%,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占全部耕地的59%;占有耕地不足10公顷的小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48%,不足10公顷的小地产占全部耕地的24%;无地农民约占农户总数的36%。(76)1980年,政府颁布新的《土地法》,进一步限制私人地产的面积,4.3万公顷土地被政府征购,由农民租种。(77)

   伊朗国王巴列维声称,发动白色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其目的是“真正限制大土地占有,以利农民;真正消灭地主和佃农制度;并真正使这些佃农享有人的尊严和有可能直接从劳动中获利”(78)。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土地改革只涉及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白色革命期间,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中约92%即194万农户获得数量不等的土地,人数众多的小所有者成为乡村重要的社会势力。(79)至于没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约占乡村人口的1/3,则被排斥于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外。(80)据统计,至白色革命结束时,拥有土地不足2公顷者约100万户,拥有土地2-10公顷者约1.40万户;相比之下,拥有土地超过50公顷者虽然只有4.5万户,其地产总面积却占全部耕地的47%。(81)土地改革并没有真正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相当数量的乡村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巴列维王朝覆灭前夕的1975年,伊朗乡村的地权分布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占农户总数33.5%的耕作者仅仅拥有2%的耕地,占农户总数0.6%的大地主拥有13.2%的耕地;地产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有10000户,而地产面积不足5公顷的农户约有160万户。(82)耕地不足1公顷的农户为73.4万户,占全部农户比例29.6%,占有全部耕地1.6%,耕地1-10公顷的农户129.2万户,占全部农户比例52.1%,占有全部耕地31.3%,耕地10-50公顷的农户42.8万户,占全部农户比例17.3%,占有全部耕地45.7%,耕地超过50公顷的农户2.6万户,占全部农户比例1.1%,占有全部耕地21.4%。(83)

   土耳其共和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小所有制的广泛存在和大地产数量的相对有限。1937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4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8.8%;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3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7%;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6.3%;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0%。1952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7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0.6%;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1.5%;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2.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5.7%。1963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1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40.9%;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6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8%;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5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7%。(84)另据统计,1950年,72.6%的农户处于自耕的状态;1963年,85.3%的耕地处于自耕的状态。(85)以上数据表明,从静态的角度看,占地5公顷以下的农户居多,占地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较少,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地权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占地超过2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呈下降的趋势,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60年代土耳其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产不足2公顷的小农户大都将土地出租给地产超过5公顷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集中经营,而小农户将地产出租以后往往移入城市务工或者在乡村从事非农业性劳动,由此形成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直至70年代,上述现象依然延续。(86)

   土地改革的伴随现象是合作社在乡村的广泛建立。埃及1952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受益者必须加入合作社,是为土改合作社。第一个土改合作社成立于1954年。1956年,政府成立的土改合作社共计198个,土改合作社成员包括获得18万费丹土地的约5万户农民。(87)至1965年,土改合作社达到575个,加入土改合作社的农民约30万户。纳赛尔时代的土改合作社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分散经营各自的地产。然而,纳赛尔时代的土改合作社拥有诸如农业机械、仓库和储运工具等集体财产,代购代销,受政府控制,具有半官方的色彩。农业部向合作社派驻农业稽查员,行使指导生产的职责。(88)1960年,政府宣布建立新的农业合作社,作为发放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乡村组织。1965年,农业合作社共有3120个,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237万户,占拥有土地的全部农户总数的80%。(89)此外,政府鼓励缺乏土地的贫困农户组成联合互耕合作社,由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1957年,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农民以农产品取代土地,作为贷款抵押。1961年,政府取消农业银行的信贷利息。1962年,政府颁布法令,农业合作信贷银行终止与农民个人的业务往来,只向合作社发放信贷,合作社成为农民获得贷款的唯一渠道。1964年,农业合作信贷银行改称农业合作信贷组织,负责全面规划和实施乡村的信贷业务以及农产品销售。该组织发放的信贷包括短期实物信贷、短期货币信贷和中期货币信贷,信贷数额逐年增多,由1952年的340万埃镑增至1965年的7950万埃镑,其中短期信贷占信贷总额的97%,而短期实物信贷占短期信贷的60-70%。货币信贷需要实物抵押,小农往往无力举借,地主和富裕农民是货币信贷的主要受益者。(90)1970年,埃及各类合作社达到5000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共计310万户。(91)

20世纪60年代,伊拉克实行的土地改革主要局限于大地产相对集中的南部。至70年代,伊拉克的土地改革范围延伸到中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68年,伊拉克共有合作社473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为6.3万户。(92)1979年,合作社达到2000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达到35.5万户。(93)70年代初,复兴党政权推行国有化的经济举措,创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972年,建成集体农庄6处,耕地面积2.4万杜诺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490户。1976年,集体农庄增至79处,耕地面积53.4万杜诺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达到9850户。(94)叙利亚土地改革期间亦曾经历乡村合作化的进程。至1982年,约1/3的耕地和2/3的农户纳入合作社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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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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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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