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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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愚  

   内容提要: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根源于二战后的日苏北方领土问题,由于该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至今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北方领土问题表面上只是日苏双边问题,但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其已成为牵涉美苏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正因为美苏都将北方领土作为拉拢日本的筹码,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将使这一筹码自然消解,因而双方对于彻底解决该问题的热情远没有提出问题时来的热心。而日本在冷战中既是美国阵营的一员,又是苏联的近邻,因此只能游走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却不能真正在北方领土上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也是日苏领土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日苏关系  北方领土  北方四岛  冷战  Japan-Soviet relations  the northern territorial  the Kuril Islands  the cold war

  

   在政治上实现“摆脱战后体制”,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要的政治理念。日本的战后版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产物,第二届安倍政权在领土问题上动作不断正是受“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这种理念驱使。安倍政府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频频发难外,还试图在北方领土问题(日方称“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上有所作为。2014年2月13日,面对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提问,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公开表示:“在担任首相的时期内,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还称,“为了解决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这一重大课题,我将全力以赴”。①

   如今的日本与俄罗斯领土争端根源于二战后的日苏领土问题,由于其长期悬而未决,至今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从历史上看,每当日苏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北方领土问题都会被首当其冲地推向前台,成为日苏关系的风向标。因而,想要理清日苏关系乃至当下日俄关系之头绪,有必要对日苏外交中有关北方领土的交涉做一系统的研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日苏关系

  

   20世纪初,一场对远东地区霸权的争夺战在日俄之间爆发。日本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于1905年9月5日签署了讲和条约,即《朴茨茅斯条约》。条约划定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确定了两国的国界。根据条约第九款:“俄罗斯将库页岛南部及附属岛屿的一切财产及全部主权永久让渡给日本,双方今后将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对于双方具体国界依照本条约附属条约第二款执行。”②而根据附属条约成立的国界划定委员会最终于1908年4月10日完成了库页岛上日俄国界的划定工作。至此,日俄间自1855年签订《日俄友好条约》第一次正式划定国界以来,一系列关于领土的交涉暂告一段落。日俄两国开始携手妄图称霸东亚,尤其是1916年第四次日俄协定的签署使得日本所谓“满蒙权益”更加稳固,日俄协定和日英同盟一起成为了日本大国梦想的基石。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却打破了日本原来的春秋大梦。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也标志着日苏两国关系史的开端。

   尽管日本政界高层对于如何认识新成立的苏俄尚存分歧,但日俄战争后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激进势力却已开始蠢蠢欲动。1918年2月初,一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活动的日本商人岛田原太郎,以“当地俄罗斯人已有酝酿自治之苗头,帝国应当尽早出兵,以免被美英法等国抢占先机”为由,向时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提出了武装干预的要求。③这一请求正中军部下怀。其实参谋本部早在1917年11月,即“十月革命”爆发伊始就策划了《保护侨民向俄属远东派兵计划》,1918年初又在《沿海州增兵计划》和《后贝加尔州派兵计划要项》基础上整合出《俄属远东出兵计划》。田中义一更直认:“要对处于悲惨境遇下的俄罗斯人施以怀柔政策,促成建立自治国,以为将来对此资源丰富之地进行开发而奠定地位。”④此时,对于“过去及未来强力的盟友,一起支配远东的伙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一种“此未尝不是日本‘变祸为福’的良机,这是上天赐给日本进入北满洲及俄属远东的借口”的论调在日本国内弥散开来。⑤

   1918年夏天,日本终于觅得出兵口实。由于捷克军团不愿接受新生苏维埃政府“开赴远东整编后前往西欧的命令”而发生叛乱,英法等国提出应派兵救援,而一直按兵不动的美国也在英法的要求下,接受了捷克军团代表马萨里克的请求同意派兵。有了联军的大义名分,“日本政府终于得以在1918年8月2日发布了期盼已久的出兵宣言”。⑥

   这里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并非纯粹出于对共产主义新生国家的恐惧,而主要是基于其称霸东亚的长期战略的考量。作为当时日本最高外交决策机关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⑦,早在与列强协商对苏措施之前就已内定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即:一,应在与日本事先协商的前提下让渡东西伯利亚铁路的相关权利;二,由日本收购库页岛北部主权;三,沙俄之东清铁路由日本满铁继承。正是在“最大程度地争取日本在远东的利益”的指导思想下,日本士兵踏上了苏俄的土地。

   也正是基于上述日本在对苏问题上的真实动机,所以即便在1920年其他各国陆续表示从苏俄撤军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坚持在俄远东地区驻军。而之后发生的“庙街事件”(苏俄当地游击队与日军发生武力冲突,放火烧毁了庙街城,使日方人员共计384人在大火中烧死),更使得日本获得了继续驻军口实。尽管造成“庙街事件”的并非苏俄红军,而日方事后也已收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并愿意与日本进行和谈的电报,⑧但是日方却继续推行占领政策。日本内阁甚至无视国内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于当年7月2日悍然通过了出兵占领库页岛北部的阁议,其出兵目的已经暴露无余。

   随着日本在苏俄驻军时间的延长,英美等国为了维护东亚势力的均衡,转而要求日本撤军。而日本国内经济的战时繁荣也开始退潮,经济危机的苗头逐渐显现,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终于在1922年10月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兵。撤兵后,如何与新生的苏俄政权相处就提上了日本外交的议事日程。

   反观苏方,其实一直很重视对日关系。在“十月革命”爆发不足一个月的1917年12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就指示俄方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举行会谈以确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此后苏俄方面多次向日本发出谈判的邀请,只是由于日本一意孤行坚持向西伯利亚派兵才使得会谈一直没能顺利举行。直到1922年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兵才为两国的谈判打开了大门。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3年2月1日苏联代表越飞秘密赴日,与担任日俄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举行了非正式会谈。⑨双方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北库页岛的处理上。日本政府在会谈中曾指示后藤以购买的形式获得北部库页岛作为“庙街事件”的补偿。5月3日,俄共政治局在接到越飞的请示后,也批复不反对就卖出北库页岛问题与日本进行交涉。于是越飞在双方第六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以15亿卢布的价格出售库页岛北部,而日方则以价格太高为由没有接受这一提案。尽管双方没能最后达成协议,但是通过这次接触,日苏两国基本确定了对方在和谈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为最后谈判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4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苏联驻华及远东全权代表卡拉汉在北京开始了正式会谈。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终于1925年1月2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条约第二条即规定:苏联承认并尊重《朴茨茅斯条约》的效力,而对于1917年11月7日前两国签订的其他一切条约、协约及约定,将由双方审查以决定其存废。⑩虽然条约作了明确规定,但日方为了确保其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的库页岛南部的主权,又专门要求苏联签署了一份重申《朴茨茅斯条约》法律效力的附件。(11)而对于“庙街事件”,则由苏方发表正式公文,“向日本政府衷心地表示遗憾之意”,(12)以换取日方谅解。对于日苏的正式建交,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8月会见日本记者时表示:“日苏两国人民的同盟担负着解放东方的决定性意义,这样的同盟描绘出奉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末日,是无可匹敌的。”(13)

   尽管日本得到了斯大林的盛赞,但这并不代表共产主义的苏联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在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上的接近,双方的建交只是国家利益驱使的结果。正如日本学者所说,“苏联的外交并非以输出主义为目的,而是继承了俄罗斯在政治地理学层面追求国家利益的传统”,“日本的对苏外交也并非单纯地反对共产主义,在大陆追求帝国主义的利益才是其根本目的。正因如此,即便与作为共产主义根源的苏联携手也并不排斥”(14)。日苏两国在处理双方关系上的务实性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就领土问题而言,在1875年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编者注:俄国以所占千岛群岛中的18个岛屿交换日占库页岛南部,这样,俄国独占库页岛全岛,日本独占千岛群岛)与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框架下日苏(俄)的领土边界在这一时期并未发生变更。日本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的“远东的利益”并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所以日本国内也没有像日俄战争结束后那样,因为本国没有获得割地赔款而出现民怨沸腾的场面。这时日本的对苏政策更多是着眼于对远东国际格局重构的更深层次目标。从长远来看,《日苏基本条约》意味着日苏两国就日本在远东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对于日本的武力扩张并没有立即诉诸直接的军事反应,笔者认为这也是其原因之一。

  

   二、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产生

  

   1939年9月,随着德国向波兰发动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对这一牵动世界的战事,日苏两国的外交都面临调整。为了避免在东方受到攻击,苏联开始探讨签署对日中立条约以规避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而日本为了截断苏联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不遗余力地希望能与苏联订约。尽管“可以断言,世界大国中欢迎中立条约的国家一个也没有”,(15)但日本和苏联还是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作为双方务实主义外交精神的集中体现,必然也会随双方实际利益之变化而动,可以说在签约之始就注定了这是一份很难贯彻始终的条约。

   1945年2月,在轴心国败局已定的局势下,苏、美、英三大国领袖齐聚苏联境内的雅尔塔,商讨对德处置及苏联对日出兵问题。会议上,苏联承诺在其附加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参加对日作战。《日苏中立条约》的精神至此已被宣告废弃。得到苏、美、英三国首肯的《雅尔塔协定》在当时还是一份“密约”,其内容直到1946年2月11日才由美国国务院公布。根据事后公布的条文来看,苏联对日出兵主要有三个条件:一,维持外蒙现状;二,恢复苏联在1904年(俄罗斯时代)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丧失的沙俄旧有权利,包括:1.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联……三,将千岛群岛让渡给苏联。(16)从《雅尔塔协定》第2条和第3条并立来看,此时苏联并未否定日俄两国1875年签署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之法律效力。

德国投降宣告了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苏联得以把更多兵力调配到远东。而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更使苏联意识到对日作战即将结束,参战已经迫在眉睫。8月8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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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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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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