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

——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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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但是,议会实际上已经是英国真正的权力中心,并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同时,议会本身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政党开始出现,国王常常只得与自己意见并不一致的大臣共事。因此,国王心里是憋闷的。安妮女王在给一位财政大臣的信中就表露了这一心境:“我所希望的是支持和任用所有同政府保持一致的人们的自由——不论他们是辉格党人还是托力党人——而不受某个政党的限制。不然,我将不幸受制于人;尽管我名义上是国君,实际上却是他人之仆。这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是我本人的重大失败,又将摧毁政府。相反,摒除政府中的政党派别,政府将奠立在永久的基础之上。”(16)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王已经不能如同过去一样统治国家,但她依然厌恶一切新出现的政治现象,现代政治的治理方式依然在探索之中。世界历史的规律是,构建新的秩序总是比打碎旧的艰难。而君主如何与新格局下的政党政治相处,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发源地,也是最早出现反对党的国家。英国此时尽管已经进入君主立宪时代,反对党的活动更加活跃,但是反对党的形象却十分猥琐。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政党对立造成内战与流血,使国民充满怨恨仇视,所以“政党冲突必将危害国家”。在世人眼里,反对党领导人物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阴谋家,他们破坏传统制度,违背宪政精神。18世纪初,国王乔治二世把当时的反对党人士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一直到1794年,以福克斯为首的反对党还被骂为“雅各宾分子”和“祖国的敌人”。(17)

   正如很多学者所言,英国是一个重视宪法惯例超过重视成文宪法的国家,而一种新的宪法惯例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只能让原有的政治角色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在光荣革命后的最初25年,英王威廉三世和安娜女王都是“既统而治”的国王。他们事必躬亲,处理内外政务。不过由于对外战争不断,议会内党派斗争复杂,国外局势多变,政权基础不牢,因此议会对国王政府的影响较为明显。议会多次迫使威廉三世作出政策让步,威廉被迫收回了赏赐给荷兰宠臣的爱尔兰土地,将光荣革命中的随身卫队遣送回荷兰,将6万军队削减为7000人,而战争的威胁还在,所以气得威廉指责议会“把他当一只狗来使用”,甚至以回到荷兰要挟议会,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8)

   程汉大教授认为,大致说来,在光荣革命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在行政决策和大臣任免领域内,国王和议会权力关系的变化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689-1782年为第一时期,1782-1832年为第二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国王作为国家行政首脑仍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王权衰落情况并不明显,议会对国王政府的影响相对较弱。在第二时期,国王权力急剧下滑,议会地位迅速上升,议会开始凌驾于国王之上。(19)这一结论,与苏联学者前面的说法大致吻合(即从立宪君主制转为国会君主制),结合各种史料的佐证,是完全能站得住的。

   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从光荣革命算起,国王的真实权力旁落经历了几乎一个半世纪,而如果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的时间看,则几乎长达两个世纪——君权神授的观念被打破之后,居然历经了两百年,国王的真实权力才逐步退出英国的政坛,其过程之漫长,的确有些出人意料。于是,问题转化为,在英国人的君权观念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英国君主依旧还能有职有权地长时期稳坐在国王的宝座上?

   我认为,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国王留下的政治真空,并不是可以在短期内被议会或其他的政治机构完全替代的,因此,双方都在不停地探索一种新的契合方式——复辟实质性的君主制是不可能的,一夜之间没有了君主也是不可行的。如果匆忙行事,恐怕只能如同很多国家那样,国王的名义虽然没有了,但不以国王名义出现的实质性国王,甚至是独裁者,依旧还是会在暗中粉墨登场。第二,英国王室在新政治架构的形成中,依然还能发挥人们预料之外的作用。换言之,实质上的国王或许可以不发挥作用,但抽象的国王在英国的政治架构中却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先说第一个问题。1640年代以后,君权已经不具有原有神圣性,但议会对国事的运作却未必令人满意。议会可以在大事上防止国王随心所欲,但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却依然需要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于是,英国的内阁制出现了。内阁制由原来的枢密院转变而成。这样一个由国王牵头的高级大臣会议,逐步地演变为少数几个人的碰头会,内阁制的实质已经成形。虽然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行政权仍掌握在国王手中,但光荣革命之后,君主制下最高权力的非个性化过程却一直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安妮女王在通过一些法案时,讲到国王就好像讲到政府一个最高行政部门一样。但那个会议开会时,国王如果未出席,便需要一个人将大家的一致意见转告国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主持会议的、向国王汇报的人。这样,“首相”渐渐出现(尽管最初还有讽刺意味),行政事务的实际领导人产生了,并逐渐地替代了国王的行政职能。(20)国王从自己主持的内阁逐渐脱身,最终成就了英国政治机构中一个新的行政中枢的诞生。

   其次,议会的正常运作,不仅需要政党,而且需要反对党,这样,所谓的政党政治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际上,反对党的存在已经被公认为民主政体的标配。(21)然而,任何一个反对党,甚至反对派,在人类社会中总是不受当权一方待见的。英国政坛当然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末辉格党和托利党出现后,很多英国贵族人士和政治精英都哀叹,政党冲突必将危害国家,使国民充满仇恨。但政党却并未在冲突中消失,反而日益强大,而国家依然在稳步前进,于是,一些较为明智的人们开始重新评估这一现象。一位名叫詹姆斯·汉姆波顿的牧师就指出:“无论反对党成就如何,民众却从反政府行为中受益匪浅,因为它使大臣们恪守其职,并时常制止他们实行冒进政策。”(22)

   19世纪初,关于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各种报刊也认为一个积极活跃的反对党是英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对党有助于制约掌权者的权力欲望,甚至认为反对党的重要性仅次于内阁。但是,对当权者而言,反对行为或群体几乎就等同于反叛,即便心里认为它是必要的,也需要一个理直气壮的名分。因此,如何使之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创新,它需要人类智慧的设计。英国反对党从理论到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这里只说关键的“正名”问题,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英国的政坛上反对党的名称最终成为其能否“合法”的关键一环。

   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人的创新能力再次得到了体现,“国王陛下的反对党”这一富有创意的名词出现了——尽管其出现具有偶然性。1826年,约翰·霍布豪斯首次使用“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一词,用以与“国王陛下的政府”相提并论。结果遭到了大家的嘲笑。然而,语言本身的内涵与魅力,却使得它在一年后成为官方文件和报刊的正式语言,反对党也因此获得了与执政党完全平等的宪法地位。(23)施密特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平等从来就只是平等人的平等,(24)这话对于英国的反对党而言,的确是太贴切了,因为他们与执政党本来就是同一类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与执政党对等的名分。英国反对党由于一个名称的变化,竟然就获得了与执政党平等的地位,这样的一种变化的确太富有戏剧性了,而英国的两党政治也可以真正有效地运作起来。而这种戏剧性转变的前提,就是英国依旧有王室的存在,所以,大家才能在效忠王室的大屋顶下,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创造新的内容。

   上述两个例子,使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王室,英国的政坛会发展成为何种形态。所以,英国宪政学家指出:“女王所具有的一种庄严与高贵的魅力,是无法估量的。没有她,目前的英国政府将会失败并随风飘去。”(25)王室不仅在构建英国新的政治架构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英国历史的延续性,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功能,只要去伦敦塔参观的人,都会被里面陈列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英王王冠所震撼。它用无声的语言告诉参观者,英国的王室没有中断,英国的历史也就没有中断——这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千年的延续性。这样一种历史传承的韵味,对于定期经历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无疑具有深刻的印象。

   当英国君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之时,它的象征作用或是正面作用反而日益凸现。王室在战时和危机时刻对民心的鼓舞作用往往是无可替代的。在英国内阁发生危机时,在二战中英国面临法西斯战争威胁时,英国王室的高贵姿态都是可圈可点的,它在这种特定时刻往往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意志。以至于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家都认为,“我们将无从知道,但将来人们编写历史时,我们的子孙会知道我们欠下了女王和阿尔伯特王子一些什么东西。”因此,要确切知道女王对英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最好设想一下没有女王,英国人将会如何过日子。结果是,他们认为无法单靠议会和内阁而兴旺乃至生存。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新国家,如果它能效法内阁制政府,而不愿“堕落”成为总统制政府的话,就必须从其与生俱来的资源中炮制出这种内阁。(26)

   17世纪英国君权观念发生改变,人们将查理一世送上了刑场;到几个世纪后,国王依然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向欢呼的人们微笑。我们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穿越之感。然而,一切却都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十分自然。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传统不是凭空产生的,如何利用传统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变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首先,在破坏了一个旧的权威机制时,如何用新的权威递补原有的空白,使其依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创新。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递补问题,推翻旧权威本身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因此,君权观念发生变化后,构建一个新的适合英国现代政治运转的机制,比将君主拉下神坛的工作更为艰巨,其意义更为重大,它本质上意味着一场稳定而持久的改革。而与革命不同的是,革命只需将所有的社会势力一分为二,领导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改革却必须学会驾驭所有的社会势力。正如亨廷顿所说,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实际上,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才能是罕见的,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改革是如此罕见了。一个成功的革命家无需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须是一流的政治家。(27)幸运的是,英国尽管没有如此的政治巨匠,却有着一批务实的政治家,可以让英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变革的过程时间漫长,但英国人总算有足够的耐心,顺利地完成了其政治构架现代化的任务,并且还使国王重新寻找到了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的位置——国王与英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保持了法理上的距离后,反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一个高贵、光荣和尊严的象征。

   其次,由于这个虚君的存在,也使英国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某种可以长期妥协的空间。英国的两党政治一开始都是围绕获取王权的信任展开的,都试图将对方彻底打翻,确定自己执政的优势。失势的一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企图的合法性,开始使用国王陛下的反对党的名义,也就是自己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出发而展开活动的。于是,虚君对于对立的政党在国家利益——也就是王权的旗帜下展开活动,显然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了。

   再次,英王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尽管平时只起到礼仪性的作用,但在一个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刻,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比如二战英国遭受德国猛烈轰炸时,很多英国人士担心女王的安全,希望王室转移到加拿大去,但女王却坚决地表示,决不转移,要与人民一起战胜凶恶的敌人,这种行为,显然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士气。

最后,在政治纷争没有结果,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英王的决定就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从而可以结束国家在政治上的动荡和混乱局面。因此,这种虚君,只是相对其他的专制君主而言的虚,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内容的,只不过,这些内容对于现代的英国民主政治只是起着补充和完善的作用,而与独裁式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关联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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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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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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