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治文 杨光: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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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治文   杨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中国式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关 键 词:党际协商民主  党内协商民主  社会协商民主  公共协商民主

  

   民主的形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协商民主也是如此。中国式协商民主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国情的土壤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实现的伟大创造。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呈现出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历史演进,其中的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蕴含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历史实践中,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具有独特贡献的成果。

  

   一、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中国式协商民主最早形成的形态是党际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形成的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加强无产者自身的团结。因为全世界的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1]666。其次,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与可以团结的阶级结成同盟,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66。再次,强调在与其他阶级结成同盟时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2]19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直接受到了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列宁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列宁强调,不仅要加强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形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要“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3]183,把“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3]184,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史先人的未竟之业”[3]318的历史任务。同时,列宁要求不仅要在联盟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而且要在联盟中掌握领导权,强调“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4]434,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性”[5]345。

   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全面实践了统一战线理论。早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6]97。中共二大面对国际形势,决定“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6]136;面对国内形势,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7]63,进一步通过协商,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8]152,并通过努力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283-284“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其内在精神是在承认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追求共识,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力争共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协商理念和民主思想,由此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首先,各主体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形成的基础,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争取中国独立,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但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是一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抗日救国成为一致的要求。解放战争期间,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总之,各主体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组织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性,为各方的合作提供了空间。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之中寻求不同主体间的共同利益,把握共通之处,建构双方的统一性基础,这也成了党际协商民主运行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承认多样性和平等地位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核心,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核心。周恩来曾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10]153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是以承认党派之间的多样性和平等地位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8]3,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在统一战线的不断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进而实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切都体现了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在承认各主体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平等地位的基础上的协商合作。

   再次,重视沟通协商的工作方式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整合利益追求共识的关键在于沟通和协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基本工作方式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灵活地进行沟通、协商。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行动上是自主的,平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需要讨论时各方聚在一起进行平等的沟通与讨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等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讨论、协商以及相互妥协,最终达成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更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相互合作,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的同时,也承认党派间差异的存在,并为因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利益诉求提供正常的表达渠道,通过沟通和协商达成共识,实现各方利益均衡的最大化。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并实行多党合作,构建了党际协商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蕴含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逻辑。

  

   二、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与党际协商民主相对应的是党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协商民主形态。以往讲到政治协商,通常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协商,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广泛的政治协商,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而这一党内协商民主形成的逻辑线索就蕴含在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演进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04,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不是天才人物或英雄豪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的任务主要是由人民群众完成的,人民群众是人类认识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2。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直接受到了列宁群众观的深刻影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首先,列宁肯定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1]53。“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机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1]57其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列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12]2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3]304。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面实践了群众路线。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指出自身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6]162,因此,“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6]162。中共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6]277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贯彻民主集中制,了解群众的意见,真正使群众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1934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136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它(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4]809。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基本领导方法、统筹全局的领导艺术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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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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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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