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 汪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人民政协理论发展及实践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5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2: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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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平   汪洋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8]他还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有效实现其功能定位中肩负首要责任,“搞好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民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更加自觉地做到虚怀若谷、集思广益。”[8]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具体模式却必须适应国家的政治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特定重要方式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9],“社会主义阶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0]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协商,正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各民主党派进行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与重要决策的协商。以人民政协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在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曾经成功地实现了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功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对体制外力量的广泛政治吸纳,彰显了“中国智慧”。在新时期,人民政协以“团结”与“民主”为两大主题,在党领导下。将以协商民主方式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习近平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基本定位,在坚持政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不仅肯定了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重要形式和制度安排,而且强调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而人民政协则是实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其成功与否,关键在执政党。

   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对人民政协的定位及功能变化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民主是其不变的主题,随着党在不同时期历史使命的变化发展,其中“团结”谁?怎么“团结”?如何“民主”?怎样“协商”?则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在肯定政协是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咨询平台的同时,更强调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思想改造和政协要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邓小平在结束十年“文革”悲剧后,则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政协在发扬民主,团结各界社会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方面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江泽民、胡锦涛不仅将政协作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而且将政协作为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则在肯定政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政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并强调共产党要在其中承担“首要责任”。

  

   二、在实践中优化人民政协的若干思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组织总则的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11]

   当前,人民政协如何依据政协章程,与时俱进地在牢牢把握我国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协的界别特点和资源优势,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发挥更好的智库功能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增强人民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加强委员的队伍建设”。

   在人民政协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制约政协委员发挥应有作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待逐步破解。如目前普遍存在着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区分度降低,以及政协委员代表性不强、界别意识弱化、监督功能不彰的趋向。要增强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习近平关于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有效发挥政协在政治吸纳和决策咨询方面的独特作用,政协委员的遴选标准也有待优化,其参政议政能力,特别是“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的能力亟待提高。现就这些方面特提出如下改良的建议。

   (一)探索适度调整政协界别,彰显政协的爱国统一战线属性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10]

   人民政协的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组织形式。还是党“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途径[7]。当前全国政协共设置了34个界别,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成员,是体现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标志,是将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有效吸纳进体制内的重要形式,保证政协委员中非共产党员的比例,以及政治代表性,是政协能否有效实现其基本功能的重要前提之一。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更为公开透明、科学民主的遴选标准和机制,在各界别内部以充分民主协商的方式,遴选出真正社会知名度高、参政议政意愿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绩突出的政协委员候选人以后,由党的统战部门核实、考察,并向全社会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此外,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现代化的要求,调整政协委员各界别的比例和及时拓展新的界别。如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和法治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增加这方面政协委员的数量,特别是律师委员的数量,也可以增设法律界作为新的界别;再如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研究和产业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在遴选政协委员的过程中,要注重扩大这方面政协委员的比例,甚至为此设置诸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专属界别。而对于某些高度行政化,传统体制内的一些界别,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统战意义早已高度弱化或基本不存在,其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并无显著作用,此类界别可以适度合并。

   (二)提高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辨识度和区分性,彰显政协是协商民主专门协商机构

   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地域和人口比例,逐级选举产生。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体现“人民主权”原则,表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2]。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各级政府的程序合法性来源。

   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成员是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港澳台同胞和归国侨胞,还有特别邀请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政协委员应该是由共产党从各界别“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士中遴选产生。如最初几届政协委员都是当时公认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精英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除了共产党方面的委员,还包括一大批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来自旧体制和敌对阵营,或中间势力的各界头面人物。由此组成的政协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统战组织,也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吸纳和国策咨询机构,体现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各政党、团体、阶级、阶层、界别的团结和民主。

   因此,人大与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从制度设计的逻辑分析,人大是权力机关,政协则是咨询机构;人大以投票为主要表决方式,体现选举民主;政协则以协商、讨论、咨询等形式,实现协商民主;人大更多地体现以地域和人口为基础的社会各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民主参与,政协则更多地体现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别精英的民主参与。这就决定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同的角色。人大代表应积极联系选民,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反映各地方民意,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选举产生人民政府。而政协委员应充分体现自己所在政党和界别的特点与诉求,以提案的形式为执政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充分发挥专家专长和界别优势,以社会贤达和界别精英身份参与政治协商,配合党和政府治国理政。

   然而一方面,随着历史变迁和近7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我国非共产党员的政协委员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与旧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作为诸多领域有显著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政协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退去,这是具有不可扭转的历史必然性的。而随之增补的相对年轻的政协委员,更多地属于在新中国由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体制内精英,他们与人大代表的区分性与辨识度大为降低,无非是党组织根据有限的差异、甚至无实质差异地将他们安排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人民政协的独特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吸纳功能。

   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各地方为了想方设法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在联系群众方面的作用,不加区分地将“两代表一委员”作为同一类型或相似身份的政治角色,在基层设置联系群众的接访站,或组织去基层调研,了解社情民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角色与功能,模糊了政协与政协委员的特有属性和不可替代功能。

   如果从制度设计的逻辑分析,人大代表理应联系和代表所属选区或选举单位选民,更多地体现人民民主的逻辑;党代会代表理应联系和代表基层党员,体现党内民主的逻辑;而政协委员更应首先联系和代表所属政党、界别群体,体现精英民主的逻辑。而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不加区分地将“两代表一委员”混为一谈,既反映了这些重要政治制度在文本意义与实现程度上的差距;也体现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内涵的巨大潜力。只要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更充分地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落实到位,就能够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优势,这是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

为此,建议进一步改进非共产党员政协委员的遴选标准,以更加突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协商民主专门机构的政治吸纳功能,重视遴选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在本界别有较高威望,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在政治上有特定代表性,并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愿望与能力的人士。尤其要重视现行体制外,在社会上和市场中自发涌现和成长起来的各界精英,包括新时期的爱国民主人士,自媒体领域在内的各界别“意见领袖”。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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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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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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