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瓒玮: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变迁与灾害文化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3: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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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瓒玮  

   内容提要: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国民面对巨灾时显露的从容与秩序赢得了世界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却又令世人倍感震惊。一场地震所折射的矛盾不禁引人深思:应如何看待战后日本防灾减灾事业的成功与教训。回首望去,1995年日本遭遇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惨重的灾情后果令其被列入20世纪全球十大地震。这场大震不仅结束了日本战后50年来的地震安全神话,还激起社会内部对追求经济大国目标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刻反思。震后20余年间,日本一直处于大地震的活跃期,每逢大震由阪神淡路大地震记忆所引发的共振效应便会在社会中持续发酵。多样的地震社会记忆不仅跨越地域结成记忆之网,甚至伴随着时代发展逐步沉淀,转化为日本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日本对“原发地震”风险的刻意回避与忽视导致了东日本大地震后核泄漏灾难的发生,从而使日本再次陷入生态环境危机。在遗忘与记忆的曲线间浮现的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展现了日本面对自然时的多重价值选择,对当代日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形塑作用。这一过程揭示了先后继起的灾害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转化的生态链式反应。以环境史的视角深入挖掘战后日本地震灾害社会应对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对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阪神淡路大地震  东日本大地震  社会记忆  灾害文化  社会治理  the Great Hanshin-Awaji Earthquake  the Great Eastern-Japan Earthquake  social memory  disaster culture  social administration

  

   2011年3月11日9级强震突袭日本,日本国民面对大灾时的冷静与从容赢得了世人慨叹,中国也对日本灾后表现出的“国民秩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我们肯定日本地震防灾减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个“居安思危”的民族在地震中经历了堪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福岛核泄漏灾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视灾害防御的国家却一直经历大灾,这看似矛盾的表征值得深入反思。

   一直以来,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下简称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岛核泄漏被视为两起相对独立的灾害事件。回顾国内外既有研究,均少有论及两者相互关联的层面。虽然在灾害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早已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灾害链概念,关注到单一或多灾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但仅限于灾害因子及自然环境变化的要素讨论,忽视了承灾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试图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在较长历史时段中考察日本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变迁过程,探析地震记忆是如何与自然的不确定性纠葛一处,并在“遗忘—记忆”的动态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连贯性”,从而推动日本灾害文化建构实现有效防灾;同时,地震的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失效,导致“三一一”地震中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走入另一场灾难。探寻灾害历史的生态演化脉络,不仅有助于破除灾难循环带给人类的迷思,还可以为重塑人与自然之关系提供镜鉴。

  

   一、遗忘与阪神大地震的发生

  

   与记忆相对的是遗忘,它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也让我们失去了从“过去”获得经验的可能。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寺田寅彦便写下了“天灾总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的名言,警示后人要保持防灾意识。短短70余年,阪神大地震便成为另一场震惊日本的“意外之灾”,它不但使地域社会遭受重创,甚至打破了日本战后50年创造的地震安全神话。

   事实上,阪神大地震的严重灾情正是日本地震记忆危机的反映,而自然在人们记忆变化的曲线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战后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经历大灾,除1959年伊势湾台风中出现5000左右死难者外,日本几乎未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自然灾害事件。得益于自然的眷顾,日本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并迅速崛起,日本学者将此过程视为生存的“侥幸”①。阪神大震前,这种幸运之感已四处弥漫,民间甚至广泛流传着“关西地区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传言。然而依据自然科学家藤田和夫的“六甲变动说”,六甲山造山运动出现的活断层是威胁阪神地域地震安全的最大隐患。但活断层运动是以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来计算的,因此对人们而言每次地震都像是一次突然到来的个别事件。历史地震资料显示,10-19世纪以来的千年时段中,阪神地区几乎没有大地震的活动记录。②众多地震亲历者也证实:“自己从未在阪神地区经历过小震,更未从老人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地震经历的讲述。”③地震的静稳让人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以科技为媒介的人化环境发展,改变了日本的自然认知方式。相比了解自然,日本人更倾向于依赖建筑耐震性。④但建筑耐震标准从技术提高到广泛应用,两者并不同步。1971年与1981年,日本曾两次修改耐震标准,连续提高了建筑防震等级。但新标准只适用于新建筑,大量旧有建筑依然存在隐患。不仅如此,日本以往的灾害记忆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社会整合,转化为连贯稳定的灾害观念意识。二战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防灾减灾以保证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以此为背景,灾害的社会记忆运动由此开始。1960年,日本将关东大地震发生日9月1日定立为国家防灾日。1982年,日本确立了防灾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政治体制进入“地方的时代”,各自治体纷纷设立县级防灾日。宫城县将宫城县冲地震的6月12日定为防灾日;广岛将曾受暴雨灾害的6月29日定为防灾日;岐阜县将1891年浓尾地震的10月28日定为防灾日等。当原本游离于关西地域空间之外的灾害记忆与漫长的地震静稳期重叠,关西民众几乎已将地震的恐怖遗忘殆尽。

   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后,造成6434名死难者,43792人受伤,大量城市建筑物惨遭损毁。⑤此震不但标志着日本列岛结束了地震平稳期,进入“大地动荡时代”,更以严重灾情后果成为日本地震灾害史中少数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⑥

  

   二、追寻记忆之场:地震社会记忆的再塑与变迁

  

   对人们而言,死亡是灾难冲击最直接的后果,因而围绕罹难者的纪念便为地震记忆保持了最持久的温度。但一场创伤性灾害事件之后,种种教训很难脱离灾害场景得到完全的保留。因此,记忆需要依附特有的符号与象征物以汇聚集体的认同,从而实现记忆的传承。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他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中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其所指十分广泛,从纪念物、纪念仪式到教育、国境、历史文化遗产、语言文学等都可被视为记忆的装置物。⑦记忆借助“记忆之场”得以表达与释放,但其形式与内容却受到社会框架的约束,使记忆塑造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各群体复杂权利介入的关系表达。战后日本受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权利被法律约束。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行动能力,以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社会反而进发了自主救灾的活力,使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塑造与蔓延。

   首先,围绕慰灵与镇魂而来的地震死难者纪念活动,是地震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震后不久,广大灾区民众提出要向世人昭示此次地震教训的要求获得政府大力支持。1999年,经过长时间筹备,一处重要的地震记忆公共空间在神户市政府旁的东游园地正式建成。为铭记地震,将灾后复兴的过程传承后世⑧,每年地震纪念日,此地都会举行盛大的追悼纪念仪式,成为唤醒地震记忆的重要场所。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建造纪念碑的方式不同,阪神大地震的慰灵与复兴纪念碑设立在地下,创造出一处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内敛性哀悼冥想空间。纪念碑上镌刻着几乎所有震亡者姓名,并对地震发生时间、震源深度及所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作了清晰而简洁的描述。追悼者们在这里寄托哀思,使灾难的过去与当下的怀想凝聚一处,地震记忆得以不断重构。

   地震纪念碑建立执行委员会会长堀内正美在震后10周年的采访中回忆,“震后的第一个彼岸节⑨,人们在烧焦的城市废墟间供奉鲜花、啤酒、果汁等东西,以思念故人,有时甚至还能看到强拉着陌生人倾诉受灾遭遇的场景。这种包涵了个人祈祷与希望对他者讲述的情感动因大概就是纪念碑建造的思想原点”,“纪念碑之所以重要,除了起到抚慰死难者亲属的情绪的作用外,还因为灾后重建会使记忆的纽带消失。因此,这个城市需要唤醒记忆的按钮。为了建立让记忆不断延续的装置,我们一直在做纪念碑地图⑩与交流谈话活动”。(11)

   震后20余年间,阪神大地震纪念碑建造更是跨越了地域边界向全国场域蔓延。这一特点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至2004年,日本各地为阪神大地震所建纪念碑总数已超过230个。(12)神户大学今井信雄教授曾对纪念碑进行过社会学分析,认为按纪念意义,纪念碑可分为面向死者或面向生者而立的碑;按立碑者所属,又可分为学校、地域组织、宗教组织、行政组织、福利组织所立之碑。纪念碑表达的意义以及碑文的叙事框架正是在如此交错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13)与社会自组织相对,日本政府在地震记忆构建中的政治参与作用并不明显。2006年,东游园地仅增立了皇后支援灾后复兴的诗文碑。2015年5月16日,安倍晋三作为震后20年来唯一参加地震纪念仪式,并为死难者献花的日本首相显得姗姗来迟。(14)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记忆的无限膨胀也为灾害认知带来了某些负面作用。由于某些纪念碑上的内容太过简单,反而使地震灾情描述缺位,意义表达晦暗不明。这不仅难以推动地震记忆传播,甚至会使地震的纪念警示功能日渐丧失。2002年4月1日,兵库县正式将阪神大地震纪念日设置为“兵库县安全日”。无疑,纪念日的固定化将地震记忆引向了更为宽广的未来,但随着地震记忆的不断变迁,如何在多元意象中寻求防灾意义的有效传承成为日本社会亟须解决的新课题。

   东游园地中另一重要地震纪念物是长燃不灭的“一·一七希望之灯”。地震纪念碑落成后,民众倡议以“温情”“体味”“活着的证明”为象征意义设立纪念灯。灯中火种从地震灾区及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分别运来,合而为一。纪念灯的碑文,记录了受灾者的复杂心绪: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四十六分,阪神淡路大地震。地震夺去的是我们的生命、工作、团圆、家园、回忆……我们看到了不能在地震来临前一秒进行预报的人类的极限。但地震留给我们的是温情、体谅、人与人的羁绊、朋友。这展灯将夺去的所有生命及活着的我们的思绪连为一体。”

   简短的叙述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应有的谦逊,大灾中生命意义的领悟,以及藉由“希望之灯”传递的地震记忆所建立的生死维系。

更为重要的是,希望之灯还衍生出分灯仪式,灯火由神户传向全国。截至2003年,全国各地都曾点燃过“一·一七希望之灯”,这意味着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已不再限于震灾之地而走向开放。与此相应,东游园地地震纪念集会时,追悼蜡烛的形状甚至去掉了KOBE(神户)的地域字样。(15)随之,阪神大地震记忆在此后的地震发生中产生了共振效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受灾地岩手县大槌町、陆前高田市及福岛县南相马市等5个地区都陆续模仿神户建造起“希望之灯”。灯中火种在神户取得,再带回点燃。逐渐,希望之灯的纪念形式开始适用于其他灾害纪念仪式。2015年8月12日,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岩手县大槌町为纪念2014年广岛泥石流灾害中丧生的死难者也举行了分灯仪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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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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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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