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奇等:有限性与有效性: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3:35:06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治理   传统乡规民约  

刘志奇   李俊奎   梁德友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关 键 词:乡规民约  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  有效性  有限性  village regulation and agreement  soci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level governance  validity  finiteness

  

   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逐渐改变了以人民公社体制为总体性社会控制手段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乡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开始得到学界的“重新发现”。学者们围绕传统乡规民约如何吐故纳新、软法与硬法如何有效衔接、非正式制度如何实现非常规功用以及乡规民约治理实践何以可能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政策价值的学术成果[1]。尤其是近年来,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乡规民约这一“软法”在弥合现代民主法治理念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学界在认识到传统乡规民约社会治理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作为一种“地方性地理知识”所具有的区域局限性和价值有限性。换言之,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价值是由其长期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中特定的文化、伦理和惯习决定的,具有地方性基因特质,其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区域通约性。因此,在强调传统乡规民约社会治理价值的今天,应以继承与发展为原则,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有效衔接,使其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乡规民约: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

  

   何谓乡规民约?《说文解字·夫部》:“规,有法度也。”《糸部》:“约,缠束也。”因此,“规约”一词可以理解为用一定的规章制度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约束,而在“规约”之前缀以乡、民二字,则指明了这种行为规范所适用的范围和主体。所以,从字面上看,乡规民约可以理解为“在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2]97-104。由此,乡规民约可以分解为“乡规”和“民约”两层意蕴。民约是指乡村主体基于一定的文化冲突和生活惯习长期形成并积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具有民间法属性;而乡规是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指导下,村民制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政规范,属于成文法的范畴。不过,虽然“乡规”和“民约”均属于乡村习惯法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范畴的两个概念,且两者在发起制定、效力功能、操作实施等方面几乎相同,但在实施意图、道德教化程度、国家权力介入、文化源流与传统等方面又有着深层次的差异和不同[3]9-11。

   基于以上理解,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民约说”和“国家意志说”两种理路。“民约说”强调乡规民约的自发性和地方性知识特征,普遍认为乡规民约是发生在乡间基层社会的一种自发性自治规范,是具有共同伦理文化和生活惯习的村民在长期共处中为了维持和谐有序的生产生活而约定俗成的一种“地方法”[4-5]。例如,范文山指出,乡规民约是一种适用于同一乡村社区中各家庭、家族和各村民的社区公共行为规范,属于一种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民间法范畴[6]110-116。“国家意志说”则强调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和通约性知识特征,认为任何乡规民约都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地方自我规范行为,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有效延伸,在本质上体现着国家政权意志。例如,谢晖就认为,从狭义理解,乡规民约仅指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帮助、指导下,由乡民自觉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的行为规则[7]49-56。

   虽然“民约说”和“国家意志说”在研究理路和学术旨趣上各有侧重,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分野,也都存在一定的学术短板和理论瑕疵,但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乡规民约作为本土化社会治理资源的价值所在。换言之,在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用上,学界取得了难得的一致性。例如,卞利在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研究中发现,传统乡规民约虽然包括宗规族法、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或议事合同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是特定区域内人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2]97-104。这种规范对乡土社会基本秩序的形成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也就是说,乡规民约是维持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民间控制力量,这种力量渗透到域内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地方法”和“民间法”的价值和作用。综上,本文认为,乡规民约可以理解为一种地方性约束规则,是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这种本土化资源具有以下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社会治理的“有形之手”。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虽然诞生于远离政权的偏远乡村,不具有国家法的科学严谨和系统完备,但其直面实践,深入生活,成为规范乡村的“有形之手”,是政府基层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效延伸和辅助手段。纵览历史可以发现,历代乡规民约中都有大量的劝善、劝谕和禁止性或惩戒性规范,一定程度上承担并体现着政府“有形之手”在基层社会的管理功能,如宋代的《吕氏乡约》、明代的《教民榜文》、清康熙年间乡宁县街头村落的“禁约八条”以及清嘉庆年间河南新安县石井乡的《遵示禁赌弥盗碑记》等。这些具有地方法规性质的乡规民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多形成了治理规范文本化、内容类别化、秩序制度化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治理实践中乡规民约对基层社会全方位的渗透和规范要求,不仅涉及村民的经济、社会、法律、人伦等诸多方面,而且对违反乡规民约条款的行为也做出了明确的惩戒性规定。通过这种“有形之手”,乡规民约规范了基层的社会秩序和乡民的日常行为,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进而维护了乡村社会的良序美俗及基层社会的稳定[8-10]。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基于命运共同体需要而产生的传统乡规民约虽然不具有国家法的特征,但却是一定地域或范围内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适应性,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形之手”。

   二是社会治理的“无形之手”。长期以来,“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3是我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真实写照。虽然有学者质疑这一论断,评述其为“无稽之谈”[12]87-97,但纵观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宗族制度以及仰赖于伦理而建立起来的各种规范在乡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乡村治理不是依赖法律和政治的“硬”手段得以维持,而是通过建立在伦理共同体之上的乡规民约这种“软”法引导实现的。伦理共同体是乡村社会人们相互交往所形成的价值共同体,是社会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载体。建立在伦理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乡规民约正是通过这种伦理精神对区域内主体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的主要规范。因此,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道德教化的引导功能,是浸淫在基层社会生活中调控社会和主体生活的无形之手。《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南赣乡约》中的孝父母、敬兄长、训子孙、和乡里、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等都体现了乡规民约的引导、评价、教育、预测等社会管理功能。

   三是社会治理的“第三方力量”。从属性上讲,作为地方法的乡规民约具有民间第三方治理的价值功能。这是因为,乡规民约具有第三方社会治理主体的功能和属性。首先,乡规民约具有非制度性属性,这种非制度性由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产生的治理机制所导致。长期积淀而成的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惯例等不仅构成了乡规民约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且成为乡规民约的重要内容。其次,乡规民约具有非强制性属性,这是其与国家法最主要的区别和差异。乡规民约的实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但这种约束的根据不是外在强制力,而是来源于地方约定俗成的惯习、规则甚至伦理评价等内在自发性的“软”规则。再次,乡规民约具有非规范性属性。与国家法相比较而言,乡规民约是某一区域内的社会主体长期实践而产生的、内在自发性的经验总结和约定俗成的惯习,具有鲜明的非正式性和民间色彩。最后,乡规民约具有非权威性属性。乡规民约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其行为引导、道德评价、惩戒教育、预测预判等方面,其调整内容与主体生活紧密相关,治理手段不具有国家法的权威和强制力。综上,乡规民约的上述属性使其在僻远封闭的乡村社会可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游走于“政府管不到,而市场又不愿管”的乡土社会,弥补基层社会治理之空白。

  

   二、有限性治理: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不足

  

   虽然基于乡民合意而制定的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道德教化、约束惩戒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具有区域性地方文化基因的传统乡规民约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却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和不足。

   一是治理理念严重滞后。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并没有具体任务而结合的礼俗社会[13]9。长期以来,维护社会礼俗秩序是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因此,遍布不同区域的乡规民约虽然在表现形式或承载内容上有所差异,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礼俗秩序的功能。因此,不管是传统乡规民约还是当代一些地方新近修订的乡规民约无不带有礼教文化的传统基因和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换言之,以传统礼教为主要内容的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必然把礼俗放在首位,从而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乡民个体对道德的理性审视和价值诉求。由此所构建出来的乡村礼俗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和谐有序,其实质都是以牺牲广大村民个体的主体精神和权利意识为代价的。甚至在某些偏远封闭地区,广大乡民长期生活在压抑人性的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下,其尊严与合法权益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传统乡规民约在理念和指导思想上不应固执地对传统礼教奉若神明,应与时俱进,摈弃传统文化的糟粕,秉持富有时代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先进理念,充分保障治理对象的基本人权。

二是合法性不足。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得以自我辩护并获得治理客体接受和认同的问题,是任何治理主体都无法回避并始终努力维护的首要目标。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乡规民约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依赖于血缘地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礼教制度,包括家族权威、宗法礼教、伦理纲常等。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和乡土伦理文化是乡规民约社会治理存续和发挥作用的源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乡土中国开始向“流动中国”转变,市场经济涤荡着古老的农村大地,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群体和熟人圈子逐渐松动和解体,乡规民约基于道德舆论和家族等级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基础和约束机制受到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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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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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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