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文: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0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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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文  

   【摘要】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尤其需要经济法的有效规制,其中,对于该产业发展的积极效应,经济法应予以鼓励和促进,对于其消极效应,应加以限制或禁止。为此,应当在“技术-制度”的分析框架下,遵循“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产业-经济法规制”的逻辑主线,进行经济法层面的价值考量和制度取舍,并具体运用发展规划、财税、金融、竞争、消费者保护等诸多经济法制度进行“差异化规制”,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经营者与消费者、分配与发展、风险防控与信息用益等多种复杂关系,从而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实现,推动产业法理论以及“科技与经济法”交叉研究的深化。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经济法;规制

  

   【编者按: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体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现实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滥用以及高度智能化机器人可能被虐待等问题的担忧,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体的安全性与伦理性被提上议事日程,进而,如何对人工智能体的社会规格、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等进行法律调整也开始受到法律界的关切。这些不但涉及人类对待人工智能的基本态度和方式,而且可能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本编辑部特组织三篇论文刊发于本期,分别从法哲学、经济法学、刑法学视角对人工智能活动及其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研究,为人工智能活动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一、背景与问题

  

   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备受瞩目。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曾几经起伏,近年来又掀起了新的热潮。[1]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日益广泛的现实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基于对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未来发展的憧憬,政府、产业、教学和研究等各界纷纷推出了大量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有创意的产品和研究成果,其中,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法律责任等基础性问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2]而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及相应的法律规制问题,则缺少经济法、信息法视角的探讨,迫切需要现代法或后现代法层面的拓掘。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颠覆性创新”,能够直接影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促进技术、产品、业态、模式的创新,从而带动经济结构变革乃至整体产业革命,并重构整个经济体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切实推动智能软硬件、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工具等新兴智能产业的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在制造、金融、商务、物流、家居、农业等领域的应用,并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各类相关产业的智能化升级。现有产业的转变和新产业的诞生并行,形成具有智能化和精细化特点的“智能产业”。[3]上述智能产业及其带动的智能经济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当前尤其需要加强经济法规制。

   根据经济法原理,从立法的功能角度分析,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鼓励、促进型规范,另一类是限制、禁止型规范。这两类规范的结构及其“双向并用”,使经济法具有了规制功能和规制性特征。由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类产业的发展都可能“利弊同存”,国家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经济法规制。其中,针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积极效应,经济法应予以鼓励和促进,而对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予以限制或禁止,这样才能辨证施治,扬长避短,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4]

   研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制”,需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的突出问题展开。由于此类技术不仅影响某个产业的发展,还会带来整体的产业革命,引发经济和社会的巨变,[5]对此类技术的应用需要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人工智能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对于其中所蕴含的“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产业与经济法规制的关系”,则需要在“技术—制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依循“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产业—经济法规制”的逻辑主线展开讨论。上述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逻辑主线,有助于梳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其经济法规制方面的复杂问题,并能够与既有的经济法理论分析框架相融合,从而可以在“现代法”层面上展开研讨。例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问题非常广泛,事关政府与市场、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重关系的处理,涉及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等多种价值的权衡与兼顾,以及分配与发展、风险防控与信息用益等多种重大问题的解决,因而需要在“技术—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再融入“政府—市场”“经营者—消费者”等经济法理论既有的分析框架,这有助于更全面地审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制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于本文中试图说明: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需要经济法的有效规制。其中,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积极效应,经济法应予以鼓励和促进,而对于其消极效应,应加以限制或禁止,如此才能兼顾多种法律价值,有效处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多种复杂关系和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为此,笔者于本文中将着重探讨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法规制以及如何进行规制的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技术与制度”的基本关系,揭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相关法律价值的冲击,从而说明进行价值考量和制度取舍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经济法规制的必要性。其次,以“产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制”的一般原理探讨经济法规制的两个具体路径,强调应区分人工智能产业的不同效应,并具体运用发展规划、财政、税收、金融、竞争、消费者保护等诸多经济法制度进行“差异化规制”,从而实现经济法对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的促进和保障。

  

   二、规制的必要性:价值考量与制度取舍

  

   历次工业革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大量新问题。以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为重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许多领域都会产生深刻影响。[6]例如,新兴智能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改善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但也会在某些领域对公平、安全、秩序等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妥善把握其带来的变革和价值冲突,并在制度安排上作出有效取舍,才能通过“适度”的法律规制,促进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得到广泛应用,智能产业能否有效发展,都与相关制度的促进和保障程度直接相关。基于前述“技术—制度”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技术与制度”的如下关系:在微观领域,技术进步往往走在具体制度前面,并会带动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在宏观领域,整体的或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则对具体领域的技术创新影响巨大。[7]例如,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经济法领域的产业制度、竞争制度等,都会直接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明晰上述“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有助于阐释具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法制度的如下交互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会改变相关经济法制度,如各类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会推动消费者保护以及市场竞争等领域的经济法制度变革;另一方面,经济法制度也可能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好的制度”会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转化,解决技术进步导致的相关问题,“坏的制度”则无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甚至可能会限制或阻碍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8]只有在“技术—制度”的分析框架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与经济法制度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说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什么需要经济法规制。

   其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所以需要经济法规制,与国家对效率与公平、安全、秩序等重要价值的考量直接相关。例如,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或法律,首先就是看重其效率价值,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以及对经济乃至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系统效率的有力提升。

   上述的效率价值,当然也是经济法调整所特别关注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就是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作为其延伸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因而必然会重视相关的效率价值,这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追求的效率提升是内在一致的。然而,经济法作为“法”,又不能只关注效率价值,它还要考量公平价值等多元价值。据此,对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为人类带来便利的一面,经济法当然要予以鼓励和促进,对于其带来的各类负面效应,则要予以限制或禁止。其中,人工智能应公平对待所有人,但它也有可能影响公平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相关企业或消费者权益等问题,[9]以及因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自然人与机器人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分配、发展等领域的不公平、不平等问题,尤其需要经济法的有效解决。

   此外,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危害“安全”的多种问题,经济法要特别关注安全价值。例如,人工智能对信息的“用益”,可能涉及诸多领域的信息安全,因而需要对消费者的数据信息、相关机构或组织的秘密信息依法加以保护,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侵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直接影响其安全权的保障,等等。随着我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在经济法领域对安全价值要有更多的考量,并应通过增进人工智能的透明性、可解释性,以及全流程监管,使其对安全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有关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10]霍金、马斯克、盖茨等都曾提出过警告,这是终极意义上的人类安全问题。[11]对此,重申“阿西莫夫法则”等重要伦理原则,[12]切实“以人为本”,保障人类的根本利益,对于处理好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甚为必要。

   另外,基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经济法还应关注秩序价值。人工智能的大范围应用,会对许多产业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导致的产业兴衰、人员流动、市场调整,已经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忧虑。其中,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所导致的裁员、失业,已经对劳动或人力密集型产业产生重要影响,若应对失当,就可能危及经济秩序,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对于人口大国尤其重要。要保障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市场竞争的公平有序,经济法规制可谓必不可少。

   可见,在“技术—制度”的框架下,需要考虑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并基于相关价值考量予以制度回应,其中,在兼顾各类价值基础上作出的经济法制度取舍尤为重要。考虑到政府的认知能力及其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会直接影响相关制度形成,有必要再引进或融入“政府—市场”这一常用的经济法理论分析框架。这将更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经济法规制的相关问题。

   从“政府—市场”的角度看,任何技术的进步和应用,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并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化会极大推动智能产业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产业的日益广阔,对市场化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对公平、安全、秩序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因而还需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尤其应通过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调控和规制来化解其消极效应。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政府和市场两个资源配置系统中,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在政府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提升“调制能力”,因而有助于解决“两个失灵”问题,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其在市场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率,从而增进其“竞争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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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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