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玲: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问题与应对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02: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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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玲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徐徐到来,正在深刻动摇传统刑法体系及其基础。智能主体的出现及其对“人”的刑法地位的冲击首当其冲,应当从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与判断这一角度出发,审慎地研判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及其权利保护问题。面对智能时代下的新型犯罪及其归责问题,应当区分利用智能主体作为犯罪工具、针对智能主体实施犯罪、智能主体独立实施犯罪等情形,充分利用现有刑法原理与刑法解释学等资源,激活传统罪名的扩张适用潜能,妥善解决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社会形势更替与发展决定了刑法立法的变革及其必然性,应当高度重视适应人工智能的刑法立法完善课题,并根据实践需要,逐步通过增设新的罪名与新的刑罚措施等方式,来满足日益发展的新型社会需求。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智能犯罪主体;刑事责任类型;立法前瞻

  

   2017年被称为我国人工智能时代的“元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及政策扶持、理论研究等引起社会热切关注,传统法律体系转型的时代命题也应运而生。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人工智能+刑法”的命题已展开初步的讨论。例如,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超人类的属性,人工智能技术存在重大的制度性风险,对人类社会与人的主体地位形成威胁。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会逐渐侵蚀传统刑法体系中“人”的主体性,有关刑法的存在基础、功能意义、任务与功能等内容,都可能受到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社会与智能时代的刑法可能随之出现。[1]也有观点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陷入被动,追究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是一个新的技术与理论难题。[2]应该说,这些初步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现实意义,既突出强调了智能时代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影响以及由此对传统刑法的多重作用,也暗含了传统刑法理论体系等需要积极响应并作出调整(譬如解决刑事责任问题)的意义。

   当前,鉴于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带来的重大影响,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命运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的智能主体(智能机器人、智能产品等)的刑法地位,主要涉及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属于当代刑法意义上的一种新的犯罪主体,以及由此对“人”作为犯罪主体的传统格局的影响。这一问题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左右后续问题的解决。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智能产品等智能时代的“主体”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进而要求传统刑事归责理论作出合理的改变。三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型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对其施加的刑事制裁也应作出调整,传统的刑罚措施与刑罚体系迎来裂变。四是积极推动当代刑法理论体系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应。这不仅是刑法理论研究的新增长点,也是当代刑法立法的重要内容。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主体蜕变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主体的智能化程度不断升高,其最终结果是与“人”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人的智能,这就直接从根本上冲击“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刑法地位,也引发了智能主体是否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及其客观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一)智能犯罪主体的地位

   目前,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就是基于“算法”而形成的高度智能化属性,由此确立的智能主体,在不断接近人类的智能之际,其主体性问题也必然出现。它是指智能主体是否与人无差异、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犯罪主体而存在的问题。

   目前,关于新兴智能主体可能的未来刑法地位,主要观点如下。其一,电子人。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主要特征是智能化,在智能程度不断升高后,智能主体逐步具有自主性、主动性,不再是完全受人支配的行为客体、制造产品等,法律应设定为“电子人”。[3]其二,有限的法律拟制主体。该观点认为,从刑法的角度看,智能机器人及更广义的人工智能主体并不具备法律的主体资格与地位。相比之下,赋予智能机器人具有民事领域的主体地位,并不存在法律技术障碍。在现有条件下,关于智能机器人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讨论,当前需要结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根据解释论的基础和限度,在坚持人工智能为客体的原则下,运用拟制的法律技术,将特定情形下的人工智能认定为法律主体。[4]其三,分阶段的法律主体类型。该观点认为,从法理的角度看,自主意识和独立的意思表示是法律主体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财产是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基础,并为赋予法律主体资格提供了可行性。初期的人工智能仍属于“行为”工具的范畴,自主智能机器人的“自主意识”和“表意能力”以及“人性化”是赋予智能机器人取得法律人格的必要条件。在智能时代的后期,人工智能作为工具论以及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等,将渐次成为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形式。[5]其四,有限的法律主体人格。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不过,由于人工智能承担行为能力的后果有限,人工智能适用特殊的法律规范与侵权责任体系安排,其具有的法律人格是有限的法律人格,域外对此已有立法上的尝试。[6]

   总体上看,关于正在形成的人工智能主体是否应当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上述四种看法总体上均持肯定的立场,并以限制的法律主体为主要立场,同时,也侧重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对人工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进行动态判断和划分。

   应该说,以上四种观点,各有其可取之处。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基于技术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情况,理性地、有限制地明确肯定人工智能主体应当具备法律主体的资格,进而认为其也可以作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主体。同时,上述观点的主张者认为,在目前的智能技术以及应用背景下,赋予人工智能体完全与人一样的法律主体资格,在技术上不够现实,在实践中也难以把控。基于这些考虑,他们提出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确立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体及其法律资格、行为能力等的做法,是贴合实际的。

   然而,上述观点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在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只肯定应然层面的必要性是不够的。在讨论人工智能体的法律资格与地位的问题上,不能仅仅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而基于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智能现象”,主张在应然层面上要确认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这是过于简化的讨论,因为智能技术与刑法的对接并非直接相通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逻辑转换问题。只有实定法明确了科学合理的对接原则、规则以及标准后,才能在实然层面讨论这些问题。否则,更多的是空谈,无法在刑法层面解决可操作性等问题。其二,要区分智能主体在一般意义与刑法语境中的差异。从智能主体的行为环境看,一般意义上的智能主体,和刑法意义上的智能主体,是存在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刑法评价智能主体的行为及其责任等问题时,是立足于规范层面,遵循法定原则,并且对象是人及其实施的行为。因此,不能将一般意义上的智能主体及其法律主体资格问题,直接用于刑法意义之上,而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其三,要准确把握刑法意义上的智能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为刑法意义上的智能主体,它必须满足刑法所规定的条件和要素。在传统刑法理治中,犯罪主体的关键要素是刑事责任能力,并主要通过人的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来进行双重判断。对于智能主体而言,尽管其与传统的人作为犯罪主体是有差异的,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初期阶段,从法理上仍可以参照适用。

   基于此,可以看出的是,在讨论智能主体是否具备刑法中的主体资格问题时,仍需要回归到规范刑法学层面,尝试探讨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等规范要素。尽管其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它目前是适当的权宜之计。

   (二)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

   按照传统刑法理论,犯罪主体以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犯罪主体通常是自然人,但也包括法律拟制的法人。对于智能主体而言,对其特定层面上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考察,也不妨成为判断智能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者较早地意识到刑事责任能力对判断智能主体的地位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以下判断的方法。其一,以人工智能产品的智能强弱度作为评价系数。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算法”而推进的,其目标是与“人的智能”高度接近或者完全超越“人的智能”。因而,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或阶段,所确立的智能水平或程度是不同的。由此,可以根据智能程度,对智能主体进行划分。易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从其应用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体,主要差异在于智能程度的繁简。例如,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产品作为目前高度智能化的现实载体,可以根据其是否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将其区分为弱人工智能产品与强人工智能产品。前者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可以独立判断,可以自主作出决策,但归根结底,仍然是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意志,缺乏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后者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可以独立判断,可以自主作出决策,实现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意志,也可以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设定的范围,进行自主决策,基于自身的独立意志实施相应行为,因而整体上都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7]其二,刑事责任年龄的“功能类比”路径。不同的智能产品,其智能化的程度也不同,由此,智能化程度是最基本的技术差异特征,它的作用类似于判断刑事责任能力及其程度的刑事责任年龄。从技术本身以及判断系统的可行性而言,需要一套符合实际且便于操作的智能评判标准,评价主体可以是研发者及行业技术人员,目的是为了对智能产品的智能化程度采取技术认定,通过类比来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与刑事责任年龄的匹配性。人工智能产品的智能水平很低,则类似于完全无刑事责任状态,也就是普通机器。人工智能产品的智能水平较高,则类似于相对有刑事责任状态。智能水平很高,则类似于完全有刑事责任阶段。[8]其三,域外立法的正面参考。俄罗斯的“格里申法案”主张,虽然机器人与现实的动物相似,是特定相似性的财产,但根据机器人的发展趋势,它也可能成为人类的自主代理人。关于机器人的地位及其规制问题,应当兼顾传统法律对动物和法人的调整思路。机器人具有特殊的法律构造,可以类推适用统一国家法人登记簿,并创设机器人登记簿。[9]“格里申法案”对机器人的定义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同时,“格里申法案”中的机器人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要素,具有高度的智能性和自主性,与欧洲议会制定的《机器人民法规范》(2017年)所使用的“智能自主机器人”的通用定义很接近,具备通过数据获取的自主能力、物理支持形式和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的能力等。[10]

   以上三种不同的看法,所立足的角度各有其合理性。应当肯定的是,从智能程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从技术的评价角度看,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目前应当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更客观地判断智能主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及其程度。基于这种考虑,从传统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路径出发,以“刑事责任年龄”进行类比分析,也是一条可行的探索路径。同时,从域外法的立场出发,既然有国家和地区启动立法,并对智能主体的法律资格和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则意味着从法理上可以拟制智能主体的法律资格,进而也可以在刑法层面拟制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及其程度、类型等。

笔者认为,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发展状态中的不同智能主体,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应当从更广阔的多角度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其一,在人工智能的初期阶段,运用传统刑法原理进行分析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尽管从长远看,人工智能时代与传统社会是渐行渐远的关系,以传统社会为基础的当代刑法体系,并不直接适用于智能时代的犯罪问题,但是,考虑到当前仍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初期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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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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