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华: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02: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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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华  

   【摘要】 人工智能拥有类似人类的智能,但是并未发展出人类理性,也不能为自己立法,不可取得类似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虽然具有某些超越人类能力的强大工具,但是为其拟制一个法律主体并无实益,不可赋予其类似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超强的智能蕴含巨大的风险,必须处于人类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只能是法律关系客体而非主体。鉴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和自主性,可以将高度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作为客体中的特殊物,予以特殊的法律规制。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主体;客体;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看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仅或将共享人类独有的荣耀,似乎还会很快超越甚至取代人类。人类是无私地促成这一刻的到来,是自私地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还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人类或许应当未雨绸缪,慎重面对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法律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以“人”的地位,还是否认其主体地位?[1]当前思考这个问题并不过于超前。人工智能创造物的归属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实践也迫切需要为正在蓬勃发展、跃跃欲试的自动驾驶系统提供可具操作性的责任分配规范。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与伦理性也提上议事日程。人们一方面担忧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希望出台管制人工智能的法律与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对高度智能机器人的虐待,期待赋予人工智能以电子人格。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法律角度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进行定位:人工智能是人还是物?这将决定人类对待人工智能的方式,甚至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

   目前国内直接讨论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研究并不多,有限的研究中,支持与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境外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法学家对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明确地说:“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2]按照这一逻辑,既然同属于机器,人类具有主体资格,人工智能也应当具有主体资格。现实中,人与物的界限愈发模糊。科学家正在研究拥有具有生物大脑(biological brain)的人工智能。戴维斯教授认为,人工智能与法人类似,既然法人可以拥有法律人格,人工智能也应当拥有法律人格。[3]艾博特教授认为,赋予非人类作者/发明人法律人格,将为人类利用动物和人工智能之创造能力提供新的激励手段。[4]不仅学者讨论,立法机构也走向前台。2017年初,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在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委会提出建议的报告》中,建议欧盟委员会考虑在未来的立法中赋予最高端的智能机器人电子人地位(status of electronic persons),使其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并在自主做决定或独立与第三人互动时利用其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5]俄罗斯紧随其后,在由俄罗斯互联网技术专家格里申及其基金会“格里申机器人”发起并起草的《在完善机器人领域关系法律调整部分修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联邦法律》(又称《格里申法案》)第1条中,提出了赋予机器人“机器人-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建议,规定“机器人-代理人”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之为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取得并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6]目前的研究,无论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支持方没有具体论证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理由,反对方也如是。笔者认为,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法律赋予对象以主体地位的哲学和法学基础、社会现实基础是什么。第二,如果有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则究竟赋予人工智能何种法律地位才属恰当。

  

   二、法律主体制度的哲学基础与法理根据

  

   法律地位,指法律对于对象作为主体抑或客体的定位。主体与客体之区分即人与物之区分是传统民法理论的基本支柱。[7]凡具有精神、意识的存在为人,凡不具有精神、意识的存在则为物。一个对象,或为法律主体,或为法律客体,不可能成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状态。因此,讨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可以从其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着手。主体资格,[8]又称人格,是法律赋予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适格者”使其成为法律上的“人”,进而成为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享有者、义务和责任承担者的资格,[9]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实体要成为法律主体应该具备的条件。目前,人工智能高度自主,并有不断脱离人类控制的趋势,似乎具有“精神、意识”的人工智能应当被赋予法律主体地位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当“精神、意识”不再为人类所独享,似乎“主客体之间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发生动摇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0]然而,笔者认为,目前谈论人工智能打破人物二分的私法格局为时尚早。人工智能技术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能够进行一些自主选择,但尚谈不上具有“精神、意识”,更谈不上要赋予人工智能人格。现代法关于“人”(主体)的界定是建立在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有深厚的法哲学基础。

   (一)法律主体制度的哲学基础

   现代法上,自然人几乎成为法律主体的代名词,然而,所有自然人均为法律上的人并非自始即为理所当然之事。古代法以血缘、性别、国籍等外在于人的条件为标准,形成了差异极大的自然人法律地位。现代法自然人主体资格的赋予是建立在对自然人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对于“我”是什么,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几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然而,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我”的外部世界探寻世界的根基,或将其归为神灵,或将其归为水、气、数,唯有人类将世界的根基归于“我”时,才真正启动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近代西方哲学创始人笛卡尔(RenéDescartes)从理性主义认识论出发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开启了哲学研究向主体性哲学的转向,从此,“我们再也无须像古希腊和中世纪那样抬眼望天,而只需返身向内就能对一切东西进行确信”。[11]笛卡尔将“我思”(自我意识)作为认知的起点,将人置于认知主体的位置,凸显了人在认知关系中的主体性。在笛卡尔看来,成为一个主体必须“转向自身,否定外在的一切标准,从自己那里找到世界的根基,并且,这样的根基必须能得到思维的确信”。[12]正如黑格尔所言:“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科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13]“我思故我在”使“自我意识”从幕后走向台前。康德通过对“我思”的探索,在两方面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其一,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证成人是认知主体,具有为自然立法的能力;其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证成人是伦理主体,具有为自己立法的能力,最终构建了“人是目的”的哲学理论。

   人何以成为目的,在于人有理性,有理性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人类理性首先在于人类具有先天性的认知机能,是一个能动的认知主体。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是利用特有的思维能力,能动地形成知识的过程,是人的内部理性统摄外部感性形象的过程。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但并非直接来源于经验。[14]人类知识的形成是先天的形式和后天的质料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天的形式是人类特有的人心的机能、思维的能动性,“这形式不涉及独立于人的意识的什么东西,它一定属于人的意识,它来源于人的理性,是先天的”。[15]后天的质料是认识的对象刺激人的感官,使人对它们形成表象,这些表象通常仅是一堆杂乱的材料,唯有经过人类心灵的处理,才能形成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用先天的形式去把握后天的质料形成认知的过程。理性是主体的一种最高的认识能力,它既是人类认识的界限也是人类认识的标杆,“它是一杆旗帜,它永远在前面”,[16]指引人类认识的方向和目标。如此,人类成为认识主体,万物成为人类认识的客体,人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存在的过程,客体唯有被纳入主体意识之内,才能被认识,为此,人具备为自然立法的能力。

   人类理性除了体现在认识能力上之先天条件造就的为自然立法的能力,还体现在实践能力方面之实践理性(自由意志)造就的为自己立法的能力。依据康德哲学,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具有血肉和欲望的动物,人是一种自然存在,具有自然属性,受制于自然法则,处于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另一方面,作为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生物,人又是一种理性存在,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自己超脱自然法则的束缚,而又将自己置于理性法则的规范之下,从而成为自由、自律的伦理主体,人的本身即是目的。伦理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属性。人的伦理属性使其享有其他生物不可能享有的自由,人之自由的根本在于意志自由。意志自由使人可以摆脱感性欲望的束缚,具备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真正的独立主体。动物也具有自由,但是动物的自由是在本能控制下的“病理性的”(可以通过临床观察来研究的)和被迫的自由,是为必然性所支配的自由;而人的自由是一种能够在多种选择面前作出抉择的自由,人“能够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能够不囿于眼前直接的利害和欲求,而追求间接的对于整体更为有利的东西”。[17]人的自由意志既体现为自由,也体现为自律,自由即自律。康德将人的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人类摆脱感性欲望束缚,不为感性动机奴役的选择的自由,积极自由即意志自律,指对普遍道德法则的遵守,对人类自己所立的法的遵守。康德说:“要这样行动,使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做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18]因此,作为伦理主体,人有为自己立法的能力,并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人通过意志自律从而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自律是人以及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尊贵的根据”。[19]人因为具有自由意志而具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由,人在每个时刻都可以自由选择,人因此区别于物。

   理性使人能够为自然立法和为自身立法,成为万物的尺度,人因而是目的。因此,法律上的人,其哲学基础是理性。以理性为哲学基础的体系化的法律主体理论和制度是在近代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德意志法系中形成的,上述哲学基础也是我国民法法律人格的哲学基础。

   (二)法律主体制度的法理根据

   理性是法律人格的哲学基础,那它无疑是法律赋予调整对象之发动者的主体资格的法理根据。然而,法学与哲学有所不同。哲学直指问题的本质,法学则需要应对现实。考察近现代法律主体制度,法律除了赋予有理性的自然人主体地位,还赋予没有理性的团体以主体地位,谓之法人。有学者指出:“因为人是目的,基于人之发展需要,可以授予为人之发展目的所必要的工具以主体地位,赋予工具以主体地位,在于更好地实现其作为服务于人的工具的价值”,其并将法律主体制度的法理根据归纳为目的性根据和工具性根据。[20]

私法主体的首要根据是理性。曾几何时,人类自认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罗马时代,奴隶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中世纪,人的存在是为了显示上帝的伟大。“人的目的不是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而是追求天国里的永恒幸福。”[21]在康德的理性哲学中,“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22]人是目的,这一看似简单的判断,道出了人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具体地说,这一判断具有以下含义。第一,人因理性而成为目的。康德道出了人与其他生灵和物质的区别——人具有理性。这一判断彻底地将人从上帝那儿解放出来。康德认为:“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感性欲望,但他并不由这些欲望决定,决定其行为的永远是理性,正因为这样,才能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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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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