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思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1 次 更新时间:2006-10-30 0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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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  

  

  内容提要: 鉴于经济学家已经将交易的概念一般化了,即交易的实质是权利让渡,我们把国家间交易定位为国家权利的让渡。作为一种制度,国家主权使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至少具有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从而为国家权利的界定、行使与保障提供了可能。根据操作主权的维度,主权和产权一样具有可分解性,国家为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可能会让渡自己的部分国家权利。作为一种具备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国家在权利让渡的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不得不因之付出成本。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缺乏对国家行为的有效约束,国家对外机会主义行为经常充斥于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国家间交易成本。

  关键词:交易成本;国家间关系;概念探讨

  

  从经济学说史上考察,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由货币经济学在分析货币的价值时最早使用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率先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应用于制度分析,由此引发了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不但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而且在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中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经过多年的发展,交易成本政治学(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TCP)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文献。[1]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引入交易成本研究路径来解释既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某些经验现象,并且积累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理论文献。这些文献分别涉及超国家结构、贸易自由化、殖民主义、安全合作和正式国际组织等问题。[2] 但是在既有的理论文献中,几乎所有学者都是把交易成本作为现成的概念加以运用,而没有认真讨论交易成本概念从新制度经济学转移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所面临的特殊难题及其解决途径,因而在立论的概念基础上还不牢靠。如何在概念上界定国家间交易成本,显然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思辨,顺次沿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什么是国家间交易? 第二,国家间交易何以可能? 第三,国家间交易为什么会付出成本?

  

  一、什么是国家间交易?

  

  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交易”作为一个特有概念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合作”、“冲突”、“竞争”、“和平”、“战争”等其他表达国际互动的概念。在专门探讨国际交易的有限理论文献中,卡尔·多伊奇( Karl Deutsch)关于“交易分析”的著述最为引人注目。多伊奇认为,随着计算机在美国学术界的应用,世界各国的大量统计数据具有了处理的技术可行性。邮递、旅游、留学、移民、书籍、新闻、电讯和航空器等国际移动的数据资料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个人所做出的决定的总和,显示了不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外交往来、条约、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技术支持、官方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数据资料则反映了政治领导人所做出的决定,显示了政府间联系的程度。此外,有关国家特点的数据资料,如有关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情况,虽然不属于交易的范围,但是显示了不同国家的相似性程度。[3] 在此基础上,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对国际交易的研究。他们运用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的方法确定了具有相关性的若干变量,然后根据这些变量分析处在不同区域中的几组国家以考察这些区域所具有的一体化特征。[4]

  卡尔·多伊奇所开辟的“交易分析”对当时的一体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这种分析路径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大多数数据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交换的总体数据,而不是两个国家相互交换的具体数据。又如,这种“交易分析”没有提供基本的理论或方法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交易模式。[5]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多伊奇的“交易分析”并没有为国家间交易提供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概念框架,而且在社会间联系和政府间联系之间着重强调社会间联系的作用,因而不可能为我们对国家间交易的概念探讨提供直接的基础。

  事实上,自亚当·斯密讨论“分工的原由”开始,“交易”作为一个概念在经济学中就得到了广泛运用。斯密认为,产生诸多利益的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一种人类倾向缓慢进化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6] 斯密指出了交易的一般涵义,“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7]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对“交易”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抽象。康芒斯认为,交易包含“冲突、依存和秩序”三项原则,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一切取决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因此,这些权利的转移,必须按着社会的业务规则先在有关方面之间谈判,然后劳动才能生产,或者消费者才能消费,或者商品才会实际交给其他的人”。[8]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拒绝了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是接受了康芒斯把交易解释为权利让渡的思想。例如,他指出,从表面上看,“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 ”,而实际上,他们是在“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力”。[9]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则明确表示赞同康芒斯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主张。[10]

  经济学家从千姿百态的各种交易现象中抽离出了交易最一般的属性,即权利让渡,或者用康芒斯的话讲,“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11] 这种把交易的实质定位为权利让渡的思想,把交易的概念一般化了。作为一种特定领域中的交易关系,国家间交易应该具有交易的最一般属性,其实质在于国家权利的让渡。那么,对国家间交易的这种定位是否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相一致呢?或者说,我们能否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国家间权利让渡的可能性呢? 对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概念阐释而言,探究这样的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只有当国家间交易的概念既具有交易的一般属性又合乎国家间互动的基本逻辑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二、国家间交易何以可能?

  

  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把无政府状态视为研究的基本假定。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12]正是无政府状态使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秩序都是权利让渡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秩序可言,国家权利就无法得到确定、行使和保障,国家之间的权利让渡就不会发生,国家间交易也就失去了进行的基础。但是,在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无政府并不等于无秩序。[13] 罗伯特·基欧汉就明确指出:“无政府状态既不意味着模式的缺乏也不意味着永久的战争,这一点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14]

  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秩序两者之间“共存”而非“互斥”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一方面,国家主权从原则上排除了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共同政府的可能性,而世界政治中共同政府的缺乏正是无政府状态的一般涵义。另一方面,国家的主权地位也成为一种制度,从而确立了引导国家间关系的规则,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基础。这样,由于国家主权成为一种制度,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某种逻辑上的联系。正如基欧汉所言:“的确,世界政治在以下意义上是无政府的:没有一个共同政府,国家不得不依赖它们自身的战略和资源来保持它们的地位乃至它们的生存,而不是求助于外部的权威。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由于对主权规范的普遍认可而制度化了。”[15]

  国家主权之所以成为一种制度,是与国家主权的内涵直接相关的。随着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形成。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主权作为一定领土范围内的最高权力已经为西欧国际社会的成员所普遍认可。[16] 根据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的说法,主权系指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出现了一种集中的权力,这一权力在此范围内行使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威,而且高于该领土内其他可以察觉到的力量。“这一权威拥有不容领土内外任何别的力量挑战的权力。换言之,它已成为至高无上的”。[17] 既然主权可以定义为在某个特定范围内不受制于其他力量的最高权威,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当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以上的单位或行为主体时,这些单位或行为主体在它们的互动中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它们被看作是不平等的,“它们将共存在一个统治与从属的体系中,组成单位的最高权威将无异于天方夜谭”。[18]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认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原则上的平等两者之间的关系,比通常想象的更加密切。他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体系之中,如果它的主权不被他国承认,它也就成不了主权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权力差别如何之大。”[19]

  这些具有主权的平等主体如果需要一种方法处理相互关系的话,那么,“用特定的法律规则来规约这种关系便不可避免了”[20]。也就是说,当国家主权的概念由让·博丹(Jean Bodin)所强调的“对内最高”扩展到雨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所看重的“对外独立”时,主权原则及其逻辑推论———平等原则必然要求确立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正是主权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摩根索提出,在国际关系中的确有一些国际法规则可以不依赖国际社会各国的同意而存在。它们或者是所有法律制度存在的逻辑前提,如解释条约的规则、规定附加条款的规则;或者是多元国家体系赖以存在的逻辑前提,如界定各国管辖范围的规则。无论各国同意与否,这一类规则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它们被称为现代国家体系中的一般或必需的国际法( jus necessarium) 。他特别强调:“它们的约束力并不影响各国主权。相反,正是它们使主权在法律意义上能够成立。因为如果各国不能做到互相尊重属地管辖权,如果没有对这种尊重施以法律保障,国际法和建筑在国际法之上的国家体系就显然无法存在。”[21]

  正是由于主权在国际体系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以无政府状态为根本特征的国际社会至少具有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正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指出的:“国际系统也有其典则。组成国际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的,其互动也不是完全不受节制的。即使它们比起许多国家系统来,很少完全照着规则和期望值去行动,但规则和期望值也还是通行的。”[22]因此,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在拥有秩序这一点上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即使从直观上看也不难得到这一判断的例证。冷战结束后西欧、北美国际社会的有序状态与阿富汗、刚果(金) 、利比里亚、苏丹等所谓“失败国家”内部的无序状态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同国内社会秩序是个人和法人权利得以界定、行使和保障的基本前提一样,国际社会秩序是国家权利界定、行使和保障的基本前提。一般说来,国家权利可以分为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两大类。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国家所固有的权利,是由国家主权的基本规定性确立的。国家基本权利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而管辖权又可分为领域管辖权、国籍管辖权、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除了这些基本权利之外,国家权利还有由基本权利派生或引申出来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按照国家的意志和行动的结果而加以改变和互有不同。[23]

  国家主权作为一种制度,为国家权利的界定、行使与保障提供了可能,从而为国家权利的让渡创造了条件。换言之,如果在国际关系中没有这种国家主权的制度,国家的权利就缺乏最基本的稳定性,让渡权利就失去合理的预期,国家之间也就不会进行权利的让渡。国家主权在国际体系中的上述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产权在市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24] 正如杰克·唐纳利( Jack Donnelly)所说的:“主权的相互承认为全球范围的排他性管辖权提供了一种权威性分配的手段。因此从功能上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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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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