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2005:中国人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1 次 更新时间:2006-10-30 01:33:33

进入专题: 人文  

陈壁生 (进入专栏)  

  

  一,这一年的人文概况

  

  公元2005年,论干支为乙酉,属鸡。在这一年里,发轫于2004年的读经事件,及其带来的传统文化话语的复兴仍在继续之中,并且以人大国学院的成立、所谓“郑家栋事件”、作为政府行为的祭孔等事件为轴心展开争论,问题的中心,说到底就是儒学在当前是否还有生命力,其生命力应该如何体现的问题;在教育领域,“高考移民”现象更加严重,陈丹青的出走清华,贺卫方的停招研究生再次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困境;在三农问题上,农村土地维权在河北定州、广东南海、番禺等地小规模展开,越来越尖锐地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社会问题上,社会正义越来越严峻地考验着中国,这一年揭开的聂树斌、佘祥林两案中,聂树斌惨遭冤杀十年之后、佘祥林被囚十一年之后,正义女神的脚步才跟在苦难的梦魇后面姗姗而来,两个底层百姓,阿星与王斌余分别在广东潮阳、宁夏饱受凌辱,最后奋起一击,在一场恩仇快意之后,走上了不归之路——他们的存在,考验着这个社会,迟来的正义是不是真正的正义?涌动民意能否成为理性的司法裁决的参考因素?而矿难则仍在继续,艾滋病的危险性正在越来越受重视;在政治领域,减免农业税、减免九年义务教育学费的步伐正在加快,政治家、文化英雄或小丑忙碌地行走于海峡两岸之间;两个世纪老人,费孝通与巴金,先后仙逝——他们的名字进入属于他们的现代史。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斑驳流动的2005年社会、文化景观。

  这一年的报刊杂志中,致力于关怀弱势群体,传播人文精神的,包括了《人文随笔》(以书代刊)、《南方周末》、《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书屋》、《社会科学论坛》、《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导刊》、《随笔》、《书城》、《南风窗》、《文艺争鸣》等等。其中,《中国社会导刊》每一期的“特别策划”无疑非常值得称道,这一栏目所讨论的,大多是环保、农村教育、腐败等问题,能够抓住社会热点,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新京报》也常常出现水准超过一般时评的篇幅较长、论说较有力的文章。而在《读书》中,让人颇感新意的是一批水平较高的环保问题的文章。这一年的人文网站、人文论坛呈此起彼伏之势。“世纪中国”、“燕南社区”、“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真名论坛”等综合性的网站、论坛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参与者。其中,“燕南社区”无疑是最出色的,特别是它策划的专题,譬如8月的专题栏目,便有这些专题:“兴宁矿难”、“反法西斯胜利60年”、“医疗改革”、“卢雪松停课事件”、“南海征地案”、“网络实名制”、“陕北油田案”、“构建和谐社会”、“信访改革”,这些话题无一例外的汇聚了一批知识分子与活跃网友的文章,其水准绝不下于传统纸媒。

  

  二,大众文化的狂欢

  

  要寻找2005年值得一提的文化现象,莫过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了。在2005年色彩斑斓的文化镜像中,许多事件,即便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或者暴露出了这个社会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但也仅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进行有限的讨论,相对于大众而言,仅仅是杯水中的风暴。真正在中国社会引起狂飚般反应的,是一连串的娱乐事件。“超女”的兴起,“芙蓉姐姐”、“流氓燕”等网络符号的蹿红,乃至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甚至包括网络对“人大国学院”、所谓“郑家栋事件”、祭孔的反应,都标志着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在后极权主义的暗夜中呼啸而来。

  1,大众时代的到来

  2005年年初,芙蓉姐姐“令人喷饭”的照片、以及“狂舞清华”的视频片段在清华、北大、天涯等BBS上转载。由于“粉丝”众多,“芙蓉教”应运而生,芙蓉姐姐被尊为“教主”,成为新的网络偶像,《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各大纸质媒体对“芙蓉姐姐”巨幅报导,大肆渲染,引发了一场大众文化狂欢。同时进行的是“超女”风暴。湖南卫视举办的“超女”节目,模仿了美国电视栏目,在神州大地引发了一场不分男女老少的寻明星、选明星、追明星狂潮。正如朱大可先生在《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本土大众文化的三大态势》一文中评论“超女”所言,“平常的姿色,走调的歌唱、粗陋的表演、笨拙的主持人对白,人们对这些反智性事物已经视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亲自参与偶像(呕像)制造的巨大快感,它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全国传播,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青春期文化尘暴。”“超女”竞赛的游戏规则中,给每一个普通观众以投票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明星”的空间,这给大批观众亲身参与娱乐的机会,同时,又让知识分子从投票这一规则中看到了言说民主的可能,由此使这一纯粹的娱乐事件加上了认真与严肃的调料。

  曾经的民主斗士李敖先生的“神州文化之旅”,也适时适地加入了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嚣之中。李敖在北京大学的“金刚怒目”,到清华大学的“菩萨低眉”,最后到复旦大学的“尼姑思凡”,所言内容,卑之无甚高论,但他系着安全带,戴着救生圈走独木桥的姿态,却让看客亢奋不已。李敖的声名,鹊起于民主化之前的小岛台湾,长期以来,大陆对他的了解,只限于知识界。只是他竞选“总统”,乃至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频频露面——那大概可以称为是“和尚化缘”罢——之后,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大陆公众对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反应,则表现出一种娱乐性的态度。人们欢迎的是作为明星的李敖,而不是作为民主斗士,或者知识分子的李敖。从北大学生打出的“敖哥你好”的牌子,从各地媒体铺天盖地的跟踪报导的内容之中可以看出,民主斗士、知识分子都成了“明星”的点缀。9月22日,傅国涌先生在《新京报》发表文章《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严厉谴责李敖:“曾经的苦难最终没有成就李敖,没有精神的天空,一个浑身上下裹着名缰利绳的人无论今天如何耀眼、如何显赫,都只能剩下一个‘俗’字。”大众从他的到来获取了一个茶余饭后最佳的谈资,媒体对他在路上,在飞机上,在会场外连篇累牍的跟踪报导,满足了大众的猎奇欲。而李敖,则自得地享受这种明星的感觉。曾经的战士已死,李敖已经老去。

  2,大众文化何以兴起

  大众文化的兴起,在这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条件。在急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群,固有的血缘、地缘共同体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栖息在村落与田园之间的那种道德,维系着以往共同体的那种人际关系,在这个激变时代已经越来越失去整合能力,对个体的约束力日趋式微。传统的乡村、家庭、家族,都以“共同体”的结构存在,为人们提供一种坚定的心理认同。个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之中体味他的“所在”并且确认他的“所是”,共同体内部的一套公认的道德,有效地整合了其中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并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而工业化、城市化兴起之后,人被工商业生产异化了。在工商业劳动中,人们之间成为彼此独立,毫不相干的原子式的个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把“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判然区分开来。他认为,共同体研究的是人的相互肯定的关系,“通过这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族群,只要被理解为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它就叫做是一种结合。”共同体本质上就是这样的结合。因此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应做如下分梳:“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和和人工制品。”

  按照滕尼斯的这种区分,那么,当下大众文化兴起的深层因素,也就是其社会结构因素,便在于“共同体”的日趋式微,与机械聚和的“社会”的日渐形成。其后果,则是生命个体的原子化。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中,每一个个体最根本的存在理由,从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兄”、“弟”的角色,乡村社会中“同乡”、“同宗”的角色,转化为工厂、企业里面“老板”、“工人”、“同事”的角色,学校里面“教师”、“学生”的角色——前者与生命密切相关,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地缘相结合;后者人与人通过契约相结合。同时,前者人与人结合的血缘、地缘共同体,而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后者只是一种社会的机械角色,与生命毫不相干,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情感、道德上的关联。对于反共同体的社会而言,每一个个体仅仅是社会大机器上千篇一律的螺丝钉,劳动异化了人,或者更加清晰地说,人所进行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命劳动,而仅仅是“工作”,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这种手段最终成为目的,人便异化为工作的机器。

  共同体与道德崩溃了,人与人之间由于原子化而变得彼此疏远,正像敏感的朦胧诗人所描述的:“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一个人都彼此疏远而陌生,毫不相干。孤独的人群在大街上、写字楼里飘荡。孤独的人群意味着一致的人群。机械化、单调、异化的工作,则造成了毫无个性,处于心灵焦渴中的人群。在这种沉闷的生活中,人们是那样急切地寻找新的娱乐刺激点。于是每一个新鲜的东西的出现,总会刺激人们的神经,让人们有一个新的共同话题,新的共同笑料,满足大众娱乐的狂欢欲望。在“芙蓉姐姐”这一话题下,道德家们道貌岸然地谴责着一个女孩的抛头露脸,在现实中被上司压制得整天抬不起头的小职员有了一个语言发泄的渠道,无聊上网的看客有了一个新的看点。在这种共同关注下,人们发现,通过网络,通过电视,通过口耳相传,彼此之间的交流原来是可能的!而“超女”风行的诀窍,在于节目本身为大众参与娱乐提供了机会,每一个普通观众都能够通过手机短信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明星”,这种可参与性大大刺激了观众们的兴趣,娱乐的传染性在“超女风暴”中暴露无遗。2005年的电视观众、网民一口气一次性消费了“芙蓉姐姐”,消费了“超女”。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众接受信息量的速度加快有关,网络的发展,媒体的发达,手机的流行,这些技术因素都促成了大众文化的风行。

  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中提到大众文化的特点时说:“它代表了一种贬值的、浅薄的、表面的、人造的和标准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削弱了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力量,并向知识分子对文化趣味的仲裁挑战。”大众文化每前进一步,民间文化与高雅文化就退后一步,媒体、大众对苦难的麻木就前进一步。在“超女”、“芙蓉姐姐”风行期间,无论是那几场死亡上百人的矿难,还是王斌余、阿星事件,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假使数年前的孙志刚惨死在“超女”、“芙蓉姐姐”风暴正热之际,可能也难以集中到那么强烈的抗议的声音罢。

  大众文化具有可复制、旨在获利、以大众趣味底线为标准、消遣性、一次性消费等特征。它是对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瓦解,对严肃的高雅文化与民间艺术的侵蚀。琼瑶的言情小说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都可以列入大众文化之列,两者的共同点是,缺乏文学所能给予人的那种心灵的震撼、哀痛、感动的力量,缺乏荡涤心灵的力量,而只有给予读者一种无所求的幻想与逃避现实的舒适。琼瑶的小说与余秋雨的散文,为情感焦渴的大众提供了虚妄的爱情乌托邦与虚妄的美学乌托邦,遮蔽了现实世界存在的任何苦难与心灵问题。正如林贤治先生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所说:“享乐主义,追逐快乐,培养自恋的生活方式和自私的人格类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使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不断遭到破坏,使艺术降低至消闲水平。这种文化是一种公开逃避,不但逃避现实,而且逃避对现实的反抗,虽然这类娱乐消遣的作品许诺解放,却是在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3,启蒙的尴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身处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的文人们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人作震惊状,大呼:“人文精神失落了!”但诘问随之而来:人文精神何曾存在过?以往既无,现在又谈何“失落”?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当时不过是一个伪问题,而伪问题之所以引起重视,主要在于其背后有真感觉: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到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开始瓦解人们固有的生存方式,人们越来越无法按照父辈的生存方式继续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失去维系灵魂安宁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虚无、迷茫、焦虑、荒诞的感觉便出现了,人文精神失落,只不过这些感觉的映射。而且,当时对政治问题不便明说,于是靶子转向商品经济。

  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那些引起人文精神失落的惊叫的现代感受更加明确化。大众文化向知识分子仲裁的文化趣味、知识分子的人文启蒙提出严苛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壁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文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