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不合时宜的倔犟——解放后的向达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4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18: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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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进入专栏)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即觉明的对应梵语),是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闻名。他先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胜利后,随北大复员回北平,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其间,因为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的政治腐败深为不满,曾参与发起过《保障人权宣言》,又因为保护进步学生而数次对当局迫害提出抗议,甚至还掩护过学生运动的领导由北平抵达解放区石家庄。这些言行都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被视为“民主教授”、“进步教授”。

  

   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进行,结局很快趋于明朗,这既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之外。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乘飞机匆匆离开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也跟着胡适走了,这时的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起维持小组。汤用彤请向达接替毛子水,临时照料图书馆方面,于是,向达便以历史系教授兼任起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大由军管会接管,他仍然是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开始参加各种学习。次年,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小儿子入伍参军。在1949年的一份有关“政治思想情况”的材料中,他曾得到以下定性式的评价:

  

   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向达生平档案》,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富有正义感”、“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云云,是对他解放前的评价;“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是对他解放后政治立场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定性。至于对民主人士不满,似乎也确有其事,他的学生邓锐龄在《忆向觉明师》(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即刊。以下所引邓氏回忆,均出此文)中曾回忆道:

  

   这时,他接触了某些民主人士,非常不满,认为这些人于革命贡献不多,却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许德珩教授发起组织九三学社,领导特为他配有专车出入校舍,自然声名骤起,身价不凡,杨人楩先生与向师即私下谑称之为“党魁”。

  

   但这与“极其拥护党的领导”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况且,那时党对民主人士也未必完全信任,只是政治上需要合作而已。

  

   1951年,他参加了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慰问。回来以来,又被派往陕西、甘肃和新疆作宣传工作,他前后去了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以及偏僻的慰犁、麦盖提等县。

  

   这一次的宣传活动,对向达影响很大。邓锐龄回忆此事说:

  

   这一行激励他服务新社会的更大的热忱,他告诉我,守边的人民解放军如何忠于职守,竟有长年巡逻而致雪盲者,使他非常感动,又以远至西陲,得偿宿愿,拟刻一颗图章曰“千里独行侠”。10月回京后,因郑天挺先生去江西参加土改,一度代史学系主任。

  

   此次宣传活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不仅引起了他对少数民族状况的关心,还直接唤醒了他对自己所属少数民族的空前认同,而这又成了他被划为“右派”的直接原因。他在自传中说:

  

   这一传达使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这一姓,在湘西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六七百年来,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始重新提起。新疆之行,对于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1949年,他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同时,1954年5月,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向达兼任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现状表示不满。邓锐龄回忆说:

  

   他说社会活动过多,“几乎要abnormal了。”我觉得在抱怨的表面下还是因受到知遇而高兴的。

  

   确实,向达有因受知遇而感到高兴的一面,但他又实在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想靠政治吃饭,他追求的,仍然是读书、研究,这是他始终不变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对社会活动太多,以致严重影响他的正常读书和研究,所表达出来的不满也很强烈,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1956年,他的老朋友谭其骧正在北京参加历史地图的编篡,与在京工作的向达多所往还,这在谭的《京华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中多所反映。是年11月30日,谭写道:

  

   晚阴法鲁来谈,向公有倦勤意,嘱劝慰。

  

   当时阴法鲁在历史二所工作,向达正是该所第一副所长。因向达这时“有倦勤意”,以致谭其骧要阴对自己的这位老友加以“劝慰”,在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声名显赫的向达何以会有“倦勤意”呢?

  

   不止于此。解放前曾对向达的学术有过重要影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与向达同是政协委员。1957年2月末,全国政协开会,27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次日,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

  

   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至于具体是什么牢骚,郑振铎未记。

  

   向达的牢骚是可以理解的。解放后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招架。跟向达一起参加了当时北大种种运动的邓锐龄回忆说:

  

   早自1949年春,他就对执掌大权的教育部领导人钱俊瑞有所不满,起因是意见分歧,最后钱托人找他致意,其经过已想不起来了。

  

   ……

  

   约在1950年,北大图书馆的事务员兼工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涂继武(解放前入馆任职,这时约20岁)在评职评薪上与馆长向先生不合,据说他负气对向先生说:“正因为你不是毛子水,所以才斗争你!”,他又不向馆长打招呼,径自召开职工大会,向先生大怒,愤而辞职。馆内群众莫衷一是。后北大党总支批评了涂继武,且出了布告,事态才告平息。

  

   ……

  

   1952年从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两度停课,几达半年,全校师生都卷入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大会小会不断……三五反运动很快延伸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人要在小组内自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由其它组员评议,有的人还需在本系师生或与外系师生联席会上反省并听取意见,重点人物法学院周炳琳教授则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数次自我批评,等师生们最终认可,才算“过关”、“下楼”。党内曾有把向先生列为系一级的批判重点的议论,我向总支书记张群玉介绍了先生的历史,说他为人一向进步,正直不阿,张也以为然,遂未采纳作批判重点的建议。

  

   向达对当局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作法也很不以为然,比如1956年,他就曾向邓锐龄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大学思想改造中当局尽烧某教师的著作,又勒令他亲到现场观看”。这不能不令同为大学教授、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之一部分的向达十分反感。他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且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的作法,很不感冒。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翦伯赞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文章中,提到向达:

  

   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经常摔纱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议。……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的状况——大多数文章都集中讨论所谓的“五朵金花”——也不以为然,故不无嘲讽地说“历史学只开五朵金花”(翦伯赞上引文)。邓锐龄也有回忆说:

  

   他与我谈话里一向强调史学研究者需要有基本功,当前急需编辑出版“利他之作”,如历史地图、年表、辞典等等。

  

   这显然是针对“只开五朵金花”而言的。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对向达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让他不能正常地读书、研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的“倦勤”,他的“牢骚”,应该都与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而这种态度及言行,也让向达在政治上很快陷入被动。1957年7月,科学院召开座谈会,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人民日报》于7月23日发表了“特约新华社专稿”,称“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其中杨钟健的发言,在批判了陶孟和之后,也提到向达,说“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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