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朱自清的苦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16: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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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进入专栏)  

  

   据说,北大中文系某老辈学者在迎新会上,告诫新入学的年轻人说,该系并不培养作家。真不知道怀着文学梦进入文学系的文艺青年,听了这话,是什么感受。偶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2000年),却感受到一个以创作见长的教授,是如何处理研究的“困扰”;因为,教授是要以研究为职志的。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以写美文著称。中学课本里,就收入过他的不止一篇散文;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荷塘月色》吧。他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与叶圣陶、俞平伯、郑振铎等为好友。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1925年起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当过系主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后人整理出版了《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但其贡献仍在白话文的创作,现代语文的推广。可以说,现代汉语,特别是散文的写作规范的建立,与朱自清的示范性的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以创作见长的作家,同时在国立大学作专任教授,就有一些专事创作的作家所没有的苦恼。任职于大学,重点是研究,这是学者的分内事;而创作,似乎并不算作教授的分内事。这也许是文人与学者的区别;集于一身,似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冲突”。

  

   1932年10月,他的同事叶石荪提出辞职。28日,文学院长冯友兰将叶事告诉他,“学生诉辞有无著作一条,闻之懔然。” “无著作”,是学生要求解聘叶氏的一个原因。面对“著作”,他似乎始终有压力。1933年8月31日:“今日心情殊沉郁(Gloomy),一念前途,慄慄危惧。”9月27日:“下午晤蒋廷黻……又谈明年可否去杨,余谓杨这一年做得尚佳,蒋答他认真是认真的,但训练太差,余为栗然。”当时他已是清华中文系的主任,人员聘任是由系主任提出的,所以时任文学院长的蒋廷黻会跟他商量人员的去留。“训练太差”,令他栗然。1934年1月6日:“改文,叶衍鑫一文讽余甚苦,感情颇激动,一面自恨学力太差,不知在此站得稳否。”这种焦虑,竟形诸噩梦。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可见其心理负担之重。1938年3月7日:“晚梁(思永)来讨论龟甲文,所费话语甚多,由此痛感学问之不足也。”8月16日:“近来时感命途多舛,今天更感无家无友之寂寞,孑然一身,自卑感油然而生。事业上不如程,学识上不如罗(常培)、陈(寅恪),尤其是陈。”1939年1月12日:“自从开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于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1943年2月4日:“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

  

   虽然在战时,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始终强调学术研究深度的重要性。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曾在全体教职员会上讲话,坚持认为大学不应搞浮夸的学风,而应尽量招收学生。“他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学术上努力不够,而满足于虚荣。”(1939年10月22日)这样的学术气氛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作为名教授、名作家的朱自清相当努力。我们通读其日记,就会发现他读书之多之广,经常看到他列出的拟读书单。如1932年10月19日:“定习日文、英文,读诗论及批评书,又研究兴诗及读香山、放翁集,新文学书亦须读。以后须能教诗声律史,宋人讨论歌谣、杜诗、陆诗、白诗等。”除其本行如文学批评史、文学史方面的书籍外,史学方面论著也很多,郭沫若、钱穆、陈寅恪、雷海宗、冯友兰、李玄伯、胡厚宣等相当专深的论著,都在其阅读范围。1938年11月1日:“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1938年12月25日:“上午摘抄逯钦立《六义参释》。感到我的研究一向是以普通材料为依据,而向先秦书籍深入进展实属必要。”1941年11月23日:“继续读日文和《说文》,间以阅读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还要读古典著作、《日知录》或关于社会学的杂志。有时读宋诗。”1942年5月3日:“下学年前,必须研究青铜铭文与甲骨文。”1942年6月29日:“读吕(叔湘)的《中国现代语法》。在假期内必须研究一些古典著作。……必须读一多的《楚辞注译》,相信我会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的研究工作得到学术专家的肯定,他也会很高兴。如1943年1月7日,傅斯年来信称赞其《事与义》,“这真使我高兴并使我有信心做研究工作”。直到晚年,他对自己的学问进步仍有要求。1946年2月15日:“参加王瑶口试。对自己不了解情况甚烦恼。知识不扎实,年龄大,致使记忆力衰退,虽读书,但记不住要点,实在可悲。”

  

   他在学术上的压力,也许与其同事闻一多有些关系。1939年5月19日:“下午在今甫(杨振声)家与莘田(罗常培)、今甫商谈大一国文问题。谈到关于闻的态度时,我述说我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这确实有些失态。”1942年8月29日:“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1942年11月21日:“下午(叶圣)陶来谈‘通俗古典’编辑计划,一多意见颇不实际,然余亦未表反对,仅谓非所专长。”1943年6月9日:“晚参加聚餐会。今甫讲山水画……一多作主席,发表了独断的意见……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1943年8月15日:“自闻之孩子处得知闻对我选的初中教科书里的新诗很轻视(原话是‘瞧不起’),莫此为甚!”

  

   聘人事,本是系主任的事,但闻一多似常常插手。如闻一多不经系主任朱自清,直接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1937年5月6日)。1939年5月4日:“樊(达羽)谓一多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让杨遇夫回来……我不想固执己见,但对一多的做法颇感不快。他应事先与我商议。”作为同事,或许闻一多作法也颇霸道。如1943年5月19日:“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1943年8月11日:“晚冯来,对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但总的来说,朱对闻相当克制。1943年11月17日:“我在冯(至)家茶会上批评了一多的文章,颇后悔,今后宜克制。”对闻的学问也相当佩服。1945年9月17日:“上午访一多,未晤。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资料丰富,很受启发。”朱自清为人之忠厚,我们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常常责备自己太软弱。但同事眼中,他是“老实人”。1945年5月7日:“下午正之(吴有训)来,谓余需注意言语,又以老实称余。”作为清华的老人,他两次任中文系主任,同时还曾任清华评议会九人委员之一,在在说明了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位置。病故后,因其拒领美国面粉而获得高度评价,但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政治并不真关心。

  

   常听到一句话,叫“学者型作家”。说型,也许还可以;学者与作者合二为一,其实是不易的。据说,当年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也并不理想。鲁迅之辞去教职,当专业的作家,实在是明智之举。

  

   本文刊2016年12月17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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