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智: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00: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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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内容提要: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核心,对传统至现在的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做出不同于以往认识范式的重新阐释。认为,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浑融于国家权力体系,既有自发秩序的性质特征,又是国家权威秩序的功能实现部分,由此型构出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互嵌式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图式,并且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型态当中。因此,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解释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并且要在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亦即基层社会秩序的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的确立需要建立在基层社会合法性秩序规则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秩序规则的贯通基础上。

   关 键 词:基层社会秩序  公共关系与公共规则  国家政权建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  grassroots social order  public relationship and public ru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研究,有一些被普遍认可的认识范式(paradigm)。主流性的看法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是一种自治秩序,即一种乡绅自治的结构和形态,进而认为,传统中国存在官治与民治的两个分殊的管理和支持体系。另外,主要是来自历史学的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下的“吏民社会”,基层社会自治并不存在,乡绅自治只是依据儒家经典构想出来的社会图式,历史上甚至是个例外。

   从民国至于当代,关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研究,大致都是在上述认识范式下的拓展和深化,比如上世纪前半叶乃至新近30多年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以“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为预设前提,并且这方面的研究还表现出了有选择性的区域研究如宗族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特征,研究的结果大多是有关宗族伦理社会的新发现或者是对现代分析性概念的运用和验证。关于“吏民社会”的认识深化,主要是来自历史学、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拓展得力于新史学范式(比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的运用和古代文书、简牍、档案以及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同样对吏民社会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上述认识范式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晚清以来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重塑一直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的主题,这样的社会改造被称为“规划的社会变迁”(planned social change)①,传统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形态是社会改造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改造运动发生和展开于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也就是说,近现代尤其是1949年以来,国家权威秩序统合基层社会秩序,乃是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趋势之一。它的表征是,国家权威控制全部资源和规划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权建设”(包括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延伸,是权威秩序对自发秩序统合和覆盖的过程,亦即国家权威对地方权威或民间权威取而代之的过程,这构成对整个基层社会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目标之一。

   对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解释,一般是从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视角来切入,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也不乏深刻,②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这样一个主题,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涉及历史、社会、文化、价值等等所有方面。这方面研究直到今天仍备受关注,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社会转型远没有完成且还在不断地演进当中。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以往的认识范式或研究视角是否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性质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化,(进而)影响到我们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这个问题的本质内涵是:传统基层公共性社会关系的性质是怎样的?与此密切相关,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基层社会确立现代公共关系吗?还是相反,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就是不断地深入基层社区从而将地方社会纳入现代国家管制体系当中?国家权力造成“社区国家化”可以解释为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本质区别吗?③进一步的追问是,自近现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重构运动对基层公共性社会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国家政权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性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秩序的关系结构和自组织形态。最后,上述讨论是为了辨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的性质及其社会政治含义。

   本文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的基本范畴入手,以现在社会科学的分析性概念为参照,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主线,来阐释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和结构特征,(进而)辨识当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条件和建构含义。

  

   二、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认识范式

  

   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国内外研究者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即皇权并未深入乡村社会,后者是由乡绅阶层主导的宗族——伦理自治秩序。④主要的理由,一是国家能力有局限性,一是家—国同质性和一元性所致,所以,(必然)存在一个非国家的“民间的”社会自治空间。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乡土中国》等著作中提出“双轨政治”的概念,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有两条轨道,一条是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轨道,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后者的秩序形态被描绘为散漫、和谐的自然社会。⑤双轨政治的形成,给予我们型构自治因素的启示,比如乡绅阶层是自治得以保障的主体力量,帝制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就建立在乡绅自治的规则形式上。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认为绅士或绅士集团与国家存在这样的关系:一方面国家要依赖绅士控制和管理社会,并从中培养所需要的官吏;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科举和选拔官吏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入这个集团进行控制,从而得以在制度上对绅士加以牵制。绅士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发挥着维护地方风气和儒家信仰方面的极大作用。同时,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也承担着一定的国家管理职责,往往扮演着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帮助政府官员统治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也替民众向政府争取一些权益。⑥在费孝通、张仲礼等研究者论述的基础上,一些国内外研究者认为,在传统中国存在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trapezoid—structure);后者以家族(宗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个家族(宗族)和村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这些“自治体”结成为“蜂窝状结构”(honeycomb—structure),⑦等等阐述。这些看法对当时及后来的乡村社会研究具有了认识范式的意义:在传统中国,皇权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只具有权力象征意义,乡村社会是一种自治秩序,所谓伦理社会、伦理秩序、宗法秩序等,只是这个自治秩序的不同特征形式而已。

   这种“理想型”⑧的,尤其符合儒家经典所描述的基层社会秩序图式,被理解为是一种不在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之下、之外的社会空间与秩序。近现代以来的区域性研究表明,在东南地区家族兴旺的村落,“宗族伦理社会秩序”的存在似乎不证自明,⑨尤其是近20多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对东南乡村社会的田野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材料支持这种看法,比如有研究者通过对东南地区的家族组织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国家与乡族的双重统治”。⑩但问题是,区域性的研究有局限性,地方性共同体研究毕竟是以社区、村落、家族为微观视角,或者说,很难用区域性研究来概括整个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11)事实上,诸如此类的研究探索,预设的前提无不源自对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而且,这个讨论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是以西方社会的理论和概念为参照的,实际上是从近代与西方接触之后开始的、比较之后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伦理社会,个人关系的不同表述可以是特殊主义、伦理主义等等。事实上,上述看法一直在社会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不断地被重复表述,而且还由此引申出乡绅社会、地方自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乡村社会非国家化、市民社会等话语范式。(多以国家与社会的概念为分析工具)大部分研究也是在这个基本的认识范式上展开的,(12)鲜有例外。

   但来自历史学的文献史料,尤其以甲骨、简牍、文书、档案等实物史料证史的研究,并不能证明乡绅自治或宗族伦理自治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常态秩序。关于晚清社会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部分还原了传统基层社会秩序图式。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对传统中国的地方制度文化做了深入研究。与对乡绅自治的权威看法(如费孝通、张仲礼所认为的,士绅与本地百姓是休戚与共的关系(13))不同,瞿同祖认为,乡绅既不是地方百姓选举的代表,也不是政府任命的代表。他们只不过凭藉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被(习惯上)接纳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而已。(14)也就是说,乡绅阶层是皇权体制外的非正式代理人,对于地方共同体而言,乡绅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无所作为,因为乡绅只是在不损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社区的共同利益,并在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进行调停,后者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县以下的控制作用却并非可有可无。这个看法在新近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皇权下的基层社会秩序是“非宗族化”的“吏民社会”。亦即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基于所谓家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并不能提供——或者说不被允许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15)所以,乡绅自治只是皇权框架下的一个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自治空间”而已。另外,来自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不支持乡绅自治的看法,比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支配社会”的观点,认为“王权主义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16)依照刘泽华“权力支配社会”概念,可以从相互融通的三个层面即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来观察和把握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结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瞿同祖看法的一个印证。

上述认识范式都有来自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有力支撑。“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之所以成为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认识范式,主要是晚清之后(西方汉学家及其后的本土学者)以西方的“国家”与“社会”概念为参照分析观察的结果,关于这些概念的历史与文化限度的意识,并没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从汉文化的儒家经典和(本位文化或外部文化的角度)不言自明的家族主义,宏观历史的推断加上微观(选择性的)区域性的经验材料,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社会的乡绅自治或宗族伦理自治被刻画出来。不仅如此,在其后的中国基层社会研究中,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认识范式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注入新的佐证材料并理所当然地放置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来讨论。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认识范式,即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是“非宗族化”的“吏民社会”,主要来自历史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但历史学研究对这方面社会生活史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学术传统上交集不多;部分原因是,偏爱宏大叙事的历史学与专注于微观社会的社会学、人类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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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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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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