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智: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00: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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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产生了体制外整合或协调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半官半民”的社团或个体协会。(83)比如,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同时,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比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做法,使其发挥辅助治理的作用。上述社会关系领域的变化,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了体制外的成长空间,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这种安排的制度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上述体制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表明,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主张自身存在的权利和组织形式。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关系领域必然也会发生变化,并且,社会结构变化和制度化关系的变化最终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的变化上。

   第一,基层权威治理结构的变化。计划体制下,国家渗透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民众的福利、教育、卫生和生计承担巨大责任,(84)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改革开放以后,基层政府治理的目标是追求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最大化,(85)不仅如此,市场化改革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经济权力,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使其政治与行政管控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强化。(86)也就是说,与过去的全能主义治理不同,现在的治理体制可称为“反应性理政”,其特点是“执政模式不固定,根据社会变迁做出反应,在稳固执政权的考量下,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调整自身。当社会变动,比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或者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根据新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变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分的关系。”(87)但根本上讲,基层权威治理需要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的性质转变,使自己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公共财物,为公共社会服务的组织。这样一个角色,及其与公民制度化关系代表的公共性(公民)权利原则,是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所包含的现代社会秩序含义。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市场化改革带来了有利于社会发育的元素,基层社会有了自治空间、自治能力和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社会自治是基层治理的现代形态,与传统治理形态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权威的社会来源不同,治理的结构形态也不同,此其一。利益组织化是社会变迁必然面对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与社会秩序直接相关,资源与权利的分配,需要制度整合和社会整合。社会自治成为一种结社生活,由自由结社形成的社会中介组织,可以有效地解决纷争,促进社会内聚、共识及合作的发展,增强制度公平吸纳外部社会力量的能力,实现社会利益组织化。此其二。概言之,社会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在于社会治理一定是社会组织参与形成的多元自治秩序,因为,社会自治由社会组织自行提供规则,通过自主选择、自主组织和集体行动,来治理公共事务。

   第三,新兴市场领域的变化。社会自治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因为,社会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或者说,维持市场交易秩序,在于基于自由合意上产生的契约关系,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形式,成为市场治理的主体,是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结构组成部分。市场化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形态,从开始的个体经济行动者到后来的公司、企业,在基层,新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对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带来改变的契机和压力,一方面,这些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如何被体制内吸纳;另一方面,财产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如何得到制度化保障。因此,市场领域的社会自治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新秩序形成的一个基础和必要条件。

   但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整个基层社会体制也会随之改变,因为,历史上看,国家体制一直有一种将组织秩序统合或覆盖自发秩序的倾向,即自近代以来国家就致力于使基层社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整合部分。对基层社会秩序变迁来说,有两个特征,一是国家权力全面渗入社会,一是基层社会被国家权力重新组织化。比如,通过摧毁乡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意义系统,建立起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可以替代原有结构和意义的体系,并使社会达到秩序与和谐的预期结果。国家自身却常常陷入传统的象征或意义的丛林,即国家亦使用象征的、仪式的内容与形式来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系统。(88)事实上,今天关于基层社会秩序的讨论,还是在两个方面开展,一是基层自治,一是社会自治。前者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村为单位的自治化运动,但研究认为,村民自治并非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的退出,相反却是国家真正深入乡村社会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形式。(89)目标依然是提升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能力。后者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自治运动,集中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型,其理论视角是社会对国家的关系以及其间最为重要的社会与国家间互动的关系。(90)所以,基层社会治理或社会自治体系的现代建构总是不断地回到历史的出发点上。

   因此,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现代建构逻辑的真正含义梳理出来,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包括:第一,重新认识关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主要认识范式,同时,从基层社会立场,而不是从国家立场,来讨论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和规范体系。第二,本土范畴与通用分析性概念结合起来。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嵌性特点出发,把现代分析性概念与基于本土历史文化上的概念范畴结合起来,因为,中国的社会特性是家国的同质性与同构性,与基于西方社会关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但作为关照,它们分别都有各自的意义体系。第三,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权威重构过程中,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思考基层社会秩序体系,有助于理解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社会结构条件、推进和限制它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能力和方向,这个分析涉及公共关系、公共规则和公共权威角色在基层社会的存在基础,其意义在于基层秩序的型构需要建立在传统与现实的连续性上。

   ①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立是“规划的社会变迁”。张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做出解释,即国家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地方权威为国家设在基层的政权分支,地方权威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征兵、收税、进赋——的组织机构。详见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

   ②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来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前者的研究领域涉及甚广,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多方面,代表性的学者有梁启超、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张仲礼等;后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历史领域,尤其是晚清以来的社会生活史领域,如孔飞力、杜赞奇等,一个是近30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如戴慕珍(Jean Oi)、张静、黄宗智、萧凤霞(Helen Siu)、郑振满、王铭铭等。

   ③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Siu)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对镇、乡、村的个案研究,发现传统时代的社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国家利用地方精英分子控制民间社会与社区生活,而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地向下延伸,使社区“细胞化”,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王铭铭认为萧的论点,基本上符合吉登斯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即以社区控制力度的强弱来区分传统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他在对溪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晚清时期为应对内外社会危机,采用过强化国家政权与地方控制权的政策,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干预有所发展,1949年以后进一步强化。

   ④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再如家庭史专家W.古德所说:“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参见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中国学者也大都把传统乡村社会看做是皇权之下、之外的一个伦理社会。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⑥详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⑦(86)Shue,Vivienn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3-154.

   ⑧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可以把“双轨政治”看做“理想型”(理念型),即它把研究对象的一些有关成分特别强调出来加以综合,而不是对事实完全忠实的反映。所以,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实然状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只能在某些地方存在,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参见郑卫东:《中国乡村“双轨政治”的变迁》,《201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法律社会学建设与管理创新论文集》,第101-106页。

   ⑨中国东南地区的家族共同体一直非常活跃,即便如此,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社会形态能否代表中国社会的形态,这是一个被近十多年来不断深入的历史研究有力质疑的问题,此其一;中国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在北方,产生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文化或文明只是从北方(宋代时期)开始的文化地理大转移,是次生的形态。关于后一点可参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⑩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11)对中国农村村庄权力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进入到村庄内部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从中发现村庄权力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乡村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解释当代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学术生长点;二是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这种路径下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的程度及绩效、乡村社会的反应以及二者的互动状况。详见申端锋:《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学术界》2006年第4期。

   (12)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注重田野调查的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引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的微观社会,“小共同体”、“地方性知识”、“小传统”、“地方性崇拜与祭祀圈”这类概念成为讨论的中心。

   (13)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附录:农民与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14)(44)(46)(47)(48)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7页,第337页,第11页,第283页,第282-283页。

   (15)历史学者秦晖通过对1999-2000年陆续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研究,证明吴简反映的“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十分突出。当时当地不仅有发达的乡、里、丘组织,而且常设职、科层式对上负责制与因此形成的种种公文程式都在简牍中有所反映。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于《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6)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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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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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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