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新:超验信仰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1 次 更新时间:2019-02-05 17: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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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新  
结语

  

   西方文化弥漫着一股对宇宙自然奥秘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激情,这是中国文化所没有的。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都试图理解和认识宇宙万物,都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推动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统一性秩序与规律,也就是宇宙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话说“人都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基伦理学》第十卷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类分有神部分的理性 (心智, nous), 因此人生的最大幸福,即最高善,是像神一样思考宇宙自然的奥秘。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论本质上就是信仰和理性或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争论。 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论通过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以及启蒙时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而传承到现代社会。正如本文所论证的,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柏拉图主义所强调的超验性假设, 也离不开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感官经验。正是因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争论, 以及这些争论在中世纪和启蒙时期的延续, 使得宗教与科学或信仰与理性在不同程度上相辅相成与相互补充,为西方宗教和科学研究同时注入高度的激情与活力,从而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高度发展。近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论. 并经历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熏陶而脱颖而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为现代科学带来了巨大危机,使得科学家们再次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求新的答案。 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争论的现代翻版在现代西方社会仍然持续着,并深刻地影响现代科学发展和每个现代人的生活。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日趋世俗化,中国思想家们不再重视超越性信仰和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20年代的科玄之争标志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绝对胜利。从此现代中国科学家大都不再相信任何宗教, 不重视超验性假设,而是相信感官经验就是建构知识和发现真理的唯一来源。 现在看来,五四先驱们单独强调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是很片面的, 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本质,也忽视了宗教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的科学主义是建立在他们对笛卡儿自然机械论和牛顿力学的绝对确定性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些经典物理学的超验性假设。更何况,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兴起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绝对确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 为日后的中国激进主义大开洞门, 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灾难。再者,现代中国科学家一直无法提出开创性和突破性的前沿理论与认识论上的缺陷可能有很大关系。 如果中国科学家不重视宗教和科学的复杂关系,不了解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争论的哲学意义,中国科学家就可能很难与国际最前沿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平等地对话,更不要说提出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前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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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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