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从历史中找寻中美关系困局成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3 次 更新时间:2019-02-05 10: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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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  

  

   按:本文为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开学典礼致辞全文。刘宁荣教授,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执行院长。

  

   欢迎来到香港大学,今天的开学典礼是大家在港大ICB学习旅程的第一天。刚才你们已经在校史介绍中了解到香港大学的历史,以及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于同样的理念,2010年,我们正式成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目前,学员已经超过一万人,仅上学年我们的新学员就有近两千人。

  

   每次开学典礼进行主题演讲,我总是在前一晚构思第二天要讲什么。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等待一只鞋子落地,但到了现在这只鞋子还未掉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会不会对中国的两千亿出口提高关税。毫无疑问,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这对全球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一整晚我都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目前还没有最新消息,而股市一片惨淡。所以今天的开学典礼,我演讲的主题就是“困局”。

  

从历史中找寻困局成因


   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贸易冲突,导致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关系发生剧烈变化。那么困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上星期天,我在脸书上偶然看到一个消息,是关于2017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特使、东亚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发觉名字和照片都很熟悉,原来他就是我当年在美国的同行朋友Matt Pottinger,中文名字是博明。1997年,我在美国就认识他,是个对中国充满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我们一起参加派对、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内地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也常常见面。1999年到2005年,他在香港、内地做过很多采访,但因为他所做的报道,他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也因调查腐败的报道,被人追打和包围,并被逼迫把采访资料撕掉冲到马桶里。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再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决定弃笔从戎,三十多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特朗普将博明留下来。博明毕业于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他上大学时选择学习中文,一个非常冷门的学科。这代表他的家境富裕,因为不需为未来职业或财富太过忧虑。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样的一代人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发生不小的影响力。在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中,博明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代表特朗普参加过一带一路在北京的会议。博明离开中国的时候曾说过,他为什么离开中国?而他为什么会加入美国陆战队?因为六年的中国经历,使得他更加爱国。他觉得像他这样的西方人在中国都有被殴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现在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掌门人。

  

   同样,澳大利亚刚刚下台的总理特恩布尔,他的顾问曾是《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驱晨报》)驻京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他和博明在中国有类似不愉快的经历,他觉得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上出现退步,成为更加集权的国家,而他同样主导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过去十多年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这群人,他们在中国不算愉快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不很正面的看法,开始影响到美国及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

  

   再往前,因为我曾做过记者,和不少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直到1989年,浪漫情怀才破灭。他最近在南加州大学工作,参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Assignment China》(采访中国),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西方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的老师。再之前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还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他也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然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为何我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贫穷百姓充满了同情心,从心底里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们,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在中国经历了很不愉快经历,看到了在中国崛起之后,反而出现了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甚至觉得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反而在许多方面退步了。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在华盛顿时经常采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就是一个明证,他曾经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只是聚焦2018年发生的事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中美之间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仇敌,而不久前我们还提到要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其实这不是短短半年至一年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发生的。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中国还以为商人出身的他比较容易打交道,不像希拉里老拿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说事。

  

   如今面对特朗普入主白宫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不是总统个人的问题。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单单是特朗普本身的立场,这个问题要追踪到十年前,而变化的起点是2008年,那时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非常辉煌的一刻。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倒退,政治上明显收紧。

  

   而经济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卷席全球,但只有一个国家安然无恙,那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发生了经济腾飞。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心态看待中国,而且感到紧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美国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保护。来自纽约大学的伊恩·布兰默,两年前他被邀请到北京,他就公开表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会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甚至使得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受欢迎。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专注美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政治风险,还是一家办公室遍布全球的政治风险与顾问公司的创始人。而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来自英国的尼尔·弗格森表示,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中,美国必将一败涂地。他早在金融危机过后就说,“今天的世界看起来不同以往,现在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自由资本主义站立在怎样的泥足之上。华尔街崩溃,似乎唯一成功应对其连锁效应的就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经济。”所以在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中国权力与市场相不分离的政策,使得美国及西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并不是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而是在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美国人发现原来的期望一一落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朝着更加宽松、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也没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或者简单说,变得更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认知,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是困局发生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的班子里面对中国持鸽派立场的,除了华尔街出身的财政部长已经荡然无存。他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顾问纳瓦罗,已经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致命中国》、《卧虎》、《中美必将发生的经济战争》。而纳瓦罗现今主宰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以可想而知,要摆脱中美之间的困局是何等之难?除此之外,现今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南海,美国看到中国在南海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当然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要地。如果无法控制南海,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所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仅仅在贸易领域的纷争和竞争,在哈佛执教50多年,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埃里森教授,去年出版新着《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但我去年带同学去华盛顿拜访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当地的一些智库,提到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守人士就攻击那是曾经对中国抱有幻想的一群知识分子,又一次单相思。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

  

困局背后的认知偏差成因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自问这个困局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发生误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偏差?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政策制定的系统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美国各派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和采取如此一致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和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有关。2018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让美国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国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在看待中国时都觉得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更大的转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把中国当成非常可怕的敌手来看待。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未觉察到这个变化。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断上的偏差。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以为,通过建立个人关系就可以搞定中美关系。这包括两国元首在特朗普庄园的会晤,特朗普访问中国并给与极高的待遇,就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就是认知问题。

  

有传言被尊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国“新三国演义”的战略制定者。何为“三国演义”?1971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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