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川:书生报国无他物 —— 怀念晓辉学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6 次 更新时间:2019-02-04 22:34

进入专题: 张晓辉  

刘洪川  

编者按:张晓辉(1964.12.30-2019.1.22),北京大学历史系(1984级)。曾任北京万圣书园学术总监。后从事图书策划、编辑行业,策划、出版外国文学、学术著作多种。2019年1月22日因脑梗塞离世。


23日的上午有些忙乱,先去医院后去银行,将近中午时分才赶到单位。在电梯上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微信,看到有一篇题为“晓辉走了”的文章;起初还有些不以为意:五、六十年代生人,叫晓辉的太多了,但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不详的预感。赶紧到办公室坐定,详读微信,真的是他!一个已经淡出记忆多年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名字,泪水不由潸然而下。虽然很久没有听到他公开的消息,冥冥之中仍期望有一天他会“雄文一篇惊海内”,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一天再也不会到来了。


现在仔细回想,虽然很早就见过晓辉,但真正和他有质量的接触也就那么寥寥几次,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记得那是四十年前北国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还在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读五年级的我参加了一场为长春市小学生组织的读书报告会。上千人的讲堂,主讲人只有两个:来自东北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学生的张晓辉和甘琦。张晓辉首先发言,他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英国以莎士比亚为荣,法国以巴尔扎克为英,我们中国又何尝没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双星闪耀”,类似的句子层出不穷。气势如长虹贯日,滔滔如大河奔流。如果放到今天以我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来看,文辞可能过于华丽和炫技了。但不要忘了那是七十年代的后期,十年浩劫漫长的严冬刚刚过去,春寒料峭的大地才冒出几抹嫩绿。我们还刚刚开始看《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新华书店还没有开始卖重印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著作。在文革的文化沙漠中长大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是谁,而他已经如数家珍。后来在北大和哈佛听过无数精彩的讲座,但带来的震撼都比不上那一次,完全是“高山安可仰,途此作揖清芬”的感觉。他讲完了好久,我都没有从那种震撼中恢复过来,以至于接下来甘琦讲了什么全无印象,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没想到多年之后,这两个人在我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仿佛是我精神上的引路人,一个是我的偶像,一个是我的好友。但在当时震撼之余心里又有几分沮丧:那时我一心想考附中,如果附中都是这等人物,我根本没希望。后来读了六年附中才发现在文科上有晓辉这般才华的,仅此一人而已。


后来我也如愿上了附中,在操场上或者走廊里,经常可以见到晓辉的身影: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背着同样发白的旧书包,胳膊底下夹着与中学生的身份不符厚厚的大书,吹着悠扬的口哨,迈着轻捷的脚步,匆匆而过。有多少次我都想走上前和他认识一下、说上几句,但都自惭形秽地放弃了。我和人家聊什么?总不能像一个追星族,要他一个签名吧? 虽然如此,但我从没停止对他的关注。


晓辉甘琦所在的东北师大附中78级是附中文革后通过长春市全市考试录取的第一届初中学生,相当于当年高考的77级,整体素质和前几届学生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一开始就受到全校师生的瞩目。学校也特意给他们配备了张翼健老师等附中最优秀的师资。他们也很快显示出各自的才华,初三的时候学校破例给他们年级的同学印了一本作文集。其中第一部分占全书一小半的篇幅都是晓辉一个人的。他那时做的无疑是文学之梦,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在古典文学里另辟蹊径,要在现代文学里另扎新营(大意如此)。自胡适鲁迅以来,还没有人能兼擅古文和白话文两个领域,可见其气魄之大。记得文集中他的一首诗歌开篇写到:松柏成材而杨树非材,难道它不配成长在这伟大的时代?(准确的词语记不清了,原文写得更好)当时读起来又有石破天惊之感。当时的时代风气是痛感文革十年对人才的摧残和耽误,全社会都在强调:“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学校要集中资源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还要办重点班。作为初中生的我们当时只会写一些诸如“我的理想”或者“童年趣事”这样的命题作文,而作为精英中的精英,晓辉已经把目光投向植物中的“弱势群体”,为它们的生存权利而鸣不平。他在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卓然不群以及强烈的正义感,在那个时候已经初见端倪。


晓辉也是学校运动会上的骁将,常在长跑项目上摘金夺银。他跑步的姿势很奇特:身体严重前倾、但上身却保持不动,依然是一往无前的姿态。我不觉得晓辉有多少运动的天赋,他的长跑成绩完全是每天几千米坚持锻炼的成果。那时正是我们长身体的青春期,每天睡八个小时都不够,他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和锻炼。八十年代无论是社会和还是学校都强调刻苦学习,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以晓辉为榜样但却坚持不了几天。后来明白晓辉的勤勉和我们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刻苦”根本不同,他完全是沉醉在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探索之中,胸怀远大,脚步坚实,何“苦”之有啊!


我读高一的时候晓辉给我们低年级的学生讲了一堂《西方美术史》,从古希腊的《掷铁饼者》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的晚餐》。没有稿子,依然是滔滔不绝一两个小时。那时我对他的才华已经渐渐习以为常,但还是为他挥洒自如的风采和演讲的内容所折服。他们班的同学也都深受晓辉影响,读课外书成风。最后不到三十人的文科班,竟有八个考上了北大。


转眼已经到了我的高二下学期和他的高三下学期, 再有几个月晓辉就要毕业了,而我依然没有机会和我的偶像说上一句话,这让我的焦灼感日益加深,难道我真的要和他失之交臂了。正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高二的时候学校新的学生宿舍楼建好了,我们可以选择住校了。晓辉家里距离学校特别远当然住校了,我的同学和好友江兵虽然离家步行才十分钟也凑热闹去住校了。江兵和我一样是晓辉狂热的崇拜者,优点是脸皮比我略厚一些,他利用共同住校的机会一来二去和晓辉混熟了。在他的引荐下,我终于和晓辉在上课的间隙见了一面。很可惜我对第一次见面所谈的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老生常谈地向他请教了一下学习方法。课间休息只有十分钟,没说几句话他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匆匆离去了。但有两点印象很深:一是他当时腋下夹着的一本厚书,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日文版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晓辉是学日语的);二是日后为我所熟悉的他那灿烂的笑容,温暖、纯粹、充满善意、却又好像总带着一分智慧的狡黠,不知是在嘲弄自己还是嘲弄他人。


突然有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晓辉的思想非常“反动”,竟然和学校党委张书记辩论“SxxB原则”,连是否能顺利参加高考都成问题。附中当年无疑是长春市最宽松的学校,即使到了高三,也是天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从不逼迫我们上晚自习。但当时恐怕全国没有一所中学不正统啊!老师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更别说不怒自威的书记了。经常给我们训话一说就是两个小时,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哪敢和书记讨论这样吓死人的题目啊!我当时的震惊无法言表,同时深深为他走错了路而感到惋惜。后来又听说他已经承认错误进行了检讨,又能参加高考了。我们又深深为他感到庆幸。其实当时附中从张书记到他所有的老师,无不爱才惜才,千方百计帮他过关。最近看其他校友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为了能上心爱的北大,他不得不违心地做出检查,他自己把这视为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不是视真理如生命的人,是无法体会他当时内心的屈辱和痛苦的。


再次见到他时高考已经发榜了,他众望所归地成为当年吉林省文科第一名。那次聊的长了一些,他显然更为放松、笑容也更加灿烂。我问他准备上哪个专业,他说上北大地方是定了,但专业还没定,他也无所谓,上哪个专业都行,他自己报的是历史系。我感到很诧异,历史系当年也是比较冷门的专业,无法和世界经济、国民经济管理这样大热的专业相比,你是状元谁能和你争啊!他只是笑笑说也不一定。现在想来他还是对自己的政审有所担忧,北大的文史哲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建国后很多政治风暴的策源地。对他而言如果上经济法律这样实用性的学科可能难度更小一些。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晓辉在才子的汪洋恣肆背后,还有面对现实清醒理智的一面。


那年吉林省高考文科第二名是晓辉的同学和好友、后来读北大经济系的许为民师兄。为民当年在附中并不出名,但高考只比晓辉少两分。这件事让我看到了希望:晓辉是不世出的天才,咱无法望其项背。但天才不是每年都有,如果我这年吉林省不再出“张晓辉”,我没准也能混个状元。第二年果然如我所愿,我追随晓辉的脚步,顺利地考入北大,也蒙上了一个高考状元。虽然同是高考状元,但当时自己就非常清楚,不论是才华还是追求我和晓辉都是霄壤之别:晓辉直到高三还沉醉在自己精神探索的世界里,结果几次模拟考试都没有进班级的前三名,直到最后时刻才不得不认真应对一下为他所厌恶的高考。我则和全国千千万万中学生一样高三全力以赴“拼”高考。凡是高考涉及不到的知识,我所知就有限了;而且除了上北大,我没有更明确的高远追求,而晓辉那时候注意力已从文学转到政治,已经把“再造中华”的重任抗在自己稚嫩的肩膀上。


再次见到晓辉是在一年后的北大校园,他和许为民、左珊丹、付静坤、关欣等在北大的上一届附中文科班同学来看望我们下一届的三位师弟。晓辉此时更加风趣幽默、挥洒自如,在介绍同学时指着读考古专业的关欣学姐,说她“关心考古”,大家轰然而笑。那时候我们大都营养不良,宿舍里谁要是拿回来一点好吃的,立刻会被共产一空。快结束时许为民故意透露出他的宿舍里有晓辉爱吃的什么东西,他立刻满脸堆笑,夸张地一口一个“为民兄”,然后高高兴兴地跟着为民去他的宿舍“打秋风”去了,让我看到晓辉的纯真和孩子气。


以后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他,依然是那样的步履轻捷、来去匆匆。我偶尔也会找个理由(比如校友聚会、借书等)去他宿舍找他聊聊。晓辉是这样的人:当你不太了解他的时候,你会远远地为他的才华所吸引;当你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的时候,更会为他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所打动。不管他自己有多忙,对于所有请求他帮助的同学,他都有求必应,特别是有关读书、学业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晓辉那时刚进入北大才一年多,已经相当的出名。就像当年霍元甲经常要接受武林高手上门挑战一样,那时我去他的宿舍时,不时能碰到各路思想高手慕名前来与他切磋、交流,很多人都不是他们历史系的甚至都不是北大的。有一次我问他对于北大的印象,他的回答也大出我的意料:他说,绝大部分都很平庸。后来又补充一句:当然,毕竟是北大,还是有几个比较有思想的。那时候我对他已经有些了解,知道他不会故为惊人之语,也不会故作谦逊之态。他说的就是他所想的。后来当第一次听到钱理群老师有关如今的北大清华所培养的更多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著名评价时,我一下就想到当年晓辉的评语。只是八十年代我们多少还有些情怀,还包裹在宏大叙事的外衣中,不那么明显。


一次晓辉借给我一本影印的书,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我回去翻了翻,看得我触目惊心,都没有勇气认真读下去就还给了他。套用今天的话语,太“毁三观”了。我那时是学生党员、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以青年布尔什维克自居。八十年代下半段的北大校园异常活跃,我作为学生干部经常要做同学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上街,所以自己先要端正思想。他也跟我说过他要写一本抗美援朝史。我当时心里嘀咕:抗美援朝有什么好写的,两句歌词就可以概括了:“雄赳赳,气昂昂扩过鸭绿江”,“中朝人民团结紧,打败美帝野心狼”。直到多年以后,看了沈志华教授根据苏联解密后的档案写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才发现这段历史还真是波诡云谲。晓辉当年应该就已觉察到为正统官方叙事所屏蔽的巨大历史真相,所以才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如果假以时日,他很可能沿这条“历史虚无主义”路径取得重大的突破。可惜这一切都被后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打断了。


八六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夜晚,我和晓辉在下晚自习的路上碰到了又聊了起来。当时社会和校园都热衷于探讨改革的目的和路径。我也借机向他请教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历史沉重的负荷,真正走向现代化。他一开始不肯说,但经不住我反复请求,最后终于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把xxxx原则废了就好了”。我听了大骇,他真是太离经叛道了!看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我不敢和他进一步探讨了,赶紧落荒而走。


一个月后突然传来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消息:张晓辉出事了!起因是他写的一篇青年马克思派宣言。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在关注着晓辉的命运,希望政府能高举轻放,让他再次过关。那时的政治环境还相对宽松,毕竟晓辉只是写了一篇文章给一些人传看了一下,并没有其他的举动。然而奇迹没能发生,晓辉被判三年,另一个同案的北大83级的学生被判两年。在海淀法院开庭时,给了北大师生一些旁听的名额。可能觉得犯罪和法制的主题和我们法律系有关吧,也给我们法律系学生几个名额。我当时还是一年级学生没有轮上,等我知道消息时庭审已经结束了。我赶紧去找参加庭审的法律系高年级学长了解庭审的情况。他告诉我晓辉没有请律师而选择自己给自己辩护。在法庭上既没有显得非常亢奋,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颓丧,只是平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另一位学生在法庭做当庭宣判时马上就崩溃了,痛哭流涕地指着背后旁听的北大师生说,“我的观点在北大根本不算什么,不信你问问他们。”


当时在北大,平日怀揣一本禁书、每每做激进之语,是很拉风的事情,代表着深刻神秘,很容易吸引女生崇拜的目光。这和今日某大叔手捧佛经、谈玄论道,有类似的效应。我无意贬损那位83级的学长,无论动机如何,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值得我们同情。从万人羡慕的北大天之骄子,一下跌落为阶下之囚,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绝大多数人无法坦然面对和接受。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moment of truth),两人的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一个慷慨赴难,一个追悔莫及。后来读史书才慢慢明白,一篇文章的命运固然和文章的内容有关,更取决于时代和地域。 如果这篇文章写于1848年的欧洲,他顶多被各国反动政府驱逐出境;如果写于1968年的中国,那他必死无疑;写于1986年的中国,最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下一次再见面时已经是九十年代的初期,不论是个人和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晓辉入狱又出狱,而我也经历了第一次出国又归国。在美国的一年半学习,特别是经历八十年代末那场著名的风波,我的思想和心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晓辉更多了层敬佩和理解。我和江兵中间倒了一两次车,颇费一番周折才找到晓辉的家。 他当时的家在一片棚户区,由于家中孩子比较多,留给晓辉的只有一间阴冷狭小的房间。一看就是临时扩建的,大概有六、七平米,没有暖气,冬天靠烧煤炉取暖。和他北大的宿舍一样,他狭小的单人床有一小半堆满了书籍。


晓辉气色不错,看着比在大学时还胖了一点,出狱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国营的工厂当工人。所以他带着熟悉的微笑跟我们说,“我现在自食其力,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了”。他说起来轻描淡写,我们听起来却感到非常的辛酸。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对命运的抱怨,依然是那般自信和坦然。他也简单地和我们说了一些狱中的情况,从狱警到其他犯人都对他很尊敬,他主要给他们上文化课,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问他现在的兴趣所在,他含糊地说跟过去差不多吧。我于是明白晓辉依然没有变。但他显然比过去更谨慎了,特别是在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我想他不再会做以卵击石的事情了。因为知道我从美国回来不久,晓辉便饶有兴趣地和我讨论美国最新的政治和学术思潮。可惜我在美国游学了一年半,连点儿皮毛都没学会。晓辉跟我们说对西方经典的政治和法律哲学他基本都弄清楚了,只是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解起来不太有把握。我本来已经买了中文版的《正义论》,准备花点儿时间搞明白“无知之幕”的理论基础。听晓辉这么说回去就束之高阁了,连晓辉钻研起来都觉得吃力,我就不费劲了。后来发现晓辉一直对罗尔斯有很深的学术兴趣,还亲手翻译了罗氏另一本代表作《万民法》。这符合晓辉的性格:越是艰难,越是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他越要知难而上。


分别前谈起未来的打算,我劝他去考研究生。那是那个时代有才华但年龄偏大的人回归主流的一条捷径。晓辉又是淡然一笑说,我还能听得下去谁的课? 依然是那个特立独行、不从流俗的晓辉,这让我们多少感到一些欣慰。他的四个姐夫中不知道是哪一位送我们去公交站。路上对我们说,晓辉读了那么多的书,白瞎了。我当时听了非常生气,说你不能这么说晓辉,列宁和斯大林都被多次流放过,晓辉还那么年轻,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但我心里清楚他姐夫的观点代表晓辉周边大多数人的看法:读书好有什么用?还不是回到了原点。在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和逼仄的环境下晓辉依然能做到泰然自若,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世界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晓辉。客观上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工作成家,九十年代中期再次赴美读书,回长春的次数越来越少,也听说他不太愿意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但真正深层的原因并非如此。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北大,我一直自觉不自觉地把晓辉视为自己的偶像,有意和无意地模仿和追寻他的脚步。当时完全没有觉察到,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从那次见面开始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开始渐行渐远了。八九年毕业时我本来已经保送西方法哲学的研究生,但经历了那场风波之后,我对宏大高深的理论变得意兴阑珊,更想做些贴近现实的实际工作。这种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转向,对于我们广场一代人来说相当普遍。当年我们追求的是“Give me liberty or death”, 不知什么时候已换成“Give me liberty or money”。今天终于想明白我是在无意识地回避晓辉那双富有洞察和穿透力的眼睛,怕在他面前再次变得自惭形秽。


只是依然不时关注着晓辉的行踪。后来听说晓辉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朋友们都由衷地为他高兴,晓辉的经历太曲折了,他比常人更需要有一个懂他爱他的女人,一个温暖的家庭。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的大潮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晓辉所在的国营工厂也倒闭了。晓辉想安安静静地做工人阶级的一员都不可得了。在这困难的时刻,在甘琦的劝说和奔走之下,为晓辉在刘苏里创办的万圣书店找到了一个学术总监的位置。我一直觉得甘琦身上有种女中丈夫般的侠义和豪情,而刘苏里及其创立的万圣书店也是京城文化、出版和思想界的另一段传奇。晓辉生命的最后几年供职于后浪出版社,他的创始人吴兴元也是出身于万圣的出版界后起之秀。不论是刘苏里还是小吴都对晓辉关照有加,没把他当作普通员工看待,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和包容。晓辉是不幸的,由于早年的遭遇,他始终无法进入主流渠道,终生无法获得与他的才华和追求相匹配的平台;晓辉又是幸运的,无论是处于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总有那么多爱他、崇拜他和关心他的朋友不离不弃。正因为如此,晓辉所幸没有重复当年顾准的命运,时代毕竟不同了。


两个月前在香港见到了已经定居香港、多年未见的甘琦。交谈的最后又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到晓辉的身上。不管现实多么困顿,晓辉始终不曾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对于他的人格和精神我们始终都是敬佩的,但对于他没能把他横溢的才华聚焦在特定的领域而取得更大的学术或者思想成就,我们又为他感到遗憾。 晓辉去世这些天耳闻目睹很多人对晓辉的追思怀念,我的想法又有些变化。一定要求晓辉取得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可能也是一种执念。晓辉没有理由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生活。以我对晓辉的了解,他应该不会被“天才”或者“英雄”这样的人设所绑架,而是真正顺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愿意做而且环境允许做的事情。“君子不器”。对于古代的君子而言,立言立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为人的品德,能否坚守品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终极的考验。从他十年前悼念自己的恩师张翼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对晓辉来说,人生最后的答卷不是看取得了多少现世的成就而是能否正直坦荡、问心无愧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多年前学者朱学勤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感叹在文革时期极端困难和危险地环境下依然坚持思考和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很多中学生思想部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竟消散于无形。有的人再见面时,已经成了全国职业的猜灯谜选手。晓辉不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晓辉的后半生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和思想书籍的翻译、编辑和出版策划方面。他翻译的《异端的权利》、《走出思维的误区》和《1984》等书籍,在学术思想界深获好评并多次再版。晓辉最后的心血之作是翻译《日本书纪》。晓辉有感于日本有很多“中国通”,而我们对于这个爱恨交织的近邻,出于无知或者蔑视实际上了解和研究甚少,所以亲自动手翻译这部皇皇巨著。翻译和出版这部书的工作是如此的艰巨,以至于晓辉完成翻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一个能从头到尾校对之人。这就是晓辉的性格,经常选择最艰难,最应该做却几乎所有人都不愿做的事情。这让我想到周游列国屡屡碰壁,晚年立志“述而不作”的孔子。现在我们都知道,孔子的“述”就是最大的“作”。经他整理删改的《诗经》、《易经》和《春秋》等经典,为我们保留了上古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DNA。在晓辉翻译的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后记中晓辉写到:“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唯有沉默而已”。读晓辉的译作,很多段落感觉仿佛是晓辉自己在独抒胸臆。功成不必在我,如果先贤西哲已经更完整、更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想要的思想,晓辉宁愿隐身书后保持沉默。他曾是我们当中最耀眼的明星,不幸坠落于地也要化成通向未来的铺路之石,守先待后,薪尽火传。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晓辉一支健笔为他赢得无数赞美和荣耀,也让他因此罹祸和落难。直到一月十八日上午他在后浪出版社上班时突发中风晕倒,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和心中的理想。


晓辉一月二十二日去世,二十四日即举行追悼会,许多同学朋友都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消息而错过了最后的告别。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闻讯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从香港、重庆、天津等地赶来,就是为了表达对他最后的敬意。八宝山的追悼会我也参加过几次,往往很多人都是打卡似的三鞠躬之后转身就走。而在晓辉的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肃立当场,久久不愿散去,都想再陪伴一下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会儿,哪怕再多几分钟也好。那条高挂的横幅:“晓辉我们永远爱你”,反应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除了我们这些老同学老朋友,我特意注意到还有一批80后、90后的年轻人,忙前忙后非常投入。和他们交流,他们眼噙热泪,往往上来就说,晓辉老师影响和改变我的一生。晓辉,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我所熟悉和了解的晓辉都在他27岁之前,对于他生命后27年的情况都是通过朋友的转述和与他有关的文章等二手资料获得的。作为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我无法完全客观地看待他,不经意间可能有美化、甚至神化和圣化他的倾向。我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人从不同的维度对晓辉的回忆和解读,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晓辉,完成他整个生命和思想历程的拼图。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期待着能与他有一场深谈,听听他如何看待我们的时代,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晓辉在精神上大概从来都是孤独的,在我们这个反智装睡、只追戏子不识英雄的时代,他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探索者是否也会有无法排遣的痛苦,有时是否也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陈寅恪先生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晓辉从中学时代就做到了,而且贯彻始终。虽然为此历经磨难,依然是无怨无悔。在我的想象中,晓辉此刻应该正在天堂中背着他洗的发白的书包,吹着悠扬的口哨去找上帝探讨某个理论问题。固然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思维。


晓辉的一生坎坷不平、壮志难酬,而庸碌如吾辈者,因为更适应这个时代常混得顺风顺水、志满意得。然而我总觉得晓辉那一双睿智、洞察且带有一丝嘲弄的眼睛正在天堂里注视着我们,让我在现实的泥潭中打滚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份自省和觉察,不至于过于得意忘形。晓辉以他彗星般耀眼而倏忽的生命在时时提醒我们,人生不只有名利和欲望,更应有理想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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