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0 次 更新时间:2019-02-03 2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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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

  

   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

  

   辞典网(Dictionary.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

  

   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

  

   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大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当年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线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那边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另一边会甘愿退守次强吗?也许,将昔日的历史格局作为当前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图景。搁置价值分歧的做法,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寻求,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特别是,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文章检讨了美国政策的失误:曾经以为“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

  

   《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Stapleton Roy)、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

  

   “冷战2.0”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George Kennan)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方向已经变化。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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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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