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成 刘保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19-02-03 20:41:26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   城镇化  

肖金成   刘保奎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始于开放、兴于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改革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进程反过来也倒逼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是40年来中国城镇化“一明一暗”两条逻辑主线: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镇化的“明线”,中国的城镇化几乎持续推动着中国户籍制度的松动,是一个不断“破”的过程;城镇化的背后是土地制度改革这条“暗线”,是一个持续“立”的过程。回顾40年中国城镇化之路,经验包括:经济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放开人口乡城流动是关键,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不断调整和平衡城乡关系有效维持了人口大规模乡城流动中的秩序,土地制度的特殊安排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秘密”,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管制以及从区域层面的空间优化保证了城乡空间健康发展,行政建制和区划改革也提供了有效保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中国走好自己的路,还能为全球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城镇化;城乡融合;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深刻转型,可以说,城镇化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成效显著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了58.5%,提高了40.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个百分点,40年里走过了许多国家100年的城镇化历程,也显著快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速度。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亿人,城镇人口增加了6.4亿人,平均每年有1600万人,40年里新增的城镇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2倍、日本总人口的5倍、英国总人口的10倍。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增加了464个,其中,城区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从29个增加到89个,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25个城市中,中国占到了13个。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城乡分割一步步走向城乡融合,城乡间从产品不能平等交易、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逐步转变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城镇体系日臻完善,北京、上海等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郑州等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加速崛起,城市群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中国内地累计有34个城市建成运营城市轨道交通5021.7公里,上海和北京位居全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前两位。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从6.7平方米提高到36.6平方米,城市用水普及率由53.7%提高到91.5%,城市燃气普及率由11.6%提高到82.1%。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5平方米提高到7.9平方米。城市各类设施的不断完善,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1978年到2017年,从特区到开发区、再到国家级新区,产业平台和功能载体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了由5个经济特区、19个国家级新区、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35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9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23家其他类型开发区及1991家省级开发区构成的功能区体系,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程


   中国的城镇化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国不断扩大的开放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中国的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边境城市都在扩大开放中得到快速发展。沿海城市率先起步,1980年,中国政府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4个经济特区;为进一步扩大开放,1984年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将长三角、珠三角、厦漳泉划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将海南全省批准为经济特区,1990年又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新区。

  

   紧接着是边境城市,从1992年开始,中国又陆续批准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畹町、瑞丽、河口、凭祥、东兴、丹东14个沿边开放城市,并在边境贸易管理形式、税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支持边境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措施,边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

  

   继沿海、沿边城市相继对外开放之后,进一步扩大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开放权限。1998年,中国政府又对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15个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包括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权限、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吸引外资、允许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城镇化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资本、技术、产业的跨国转移,众多跨国公司竞相在中国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工厂,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有“世界工厂”之誉。全球化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些城市向内背靠中国广袤市场,向外与全球各国广泛联系,拥有发达的航空、航运、金融和信息枢纽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入驻,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为明显,从2000年初到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30.89%提高到51.27%,每年平均提高1.9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40年中城镇化最快的一个阶段,许多城市得到了爆发性增长,城区面积和人口翻了一番,像苏州、东莞、无锡、佛山等城市依托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数据显示,2000—2011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先后批准了上海、广东、福建、天津、浙江等地的自贸试验区,内陆沿边开放取得重要突破,一批内陆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增长明星,东兴、瑞丽、伊宁、珲春、丹东等边境城市发展迅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引领性战略,在基础设施共建、经贸投资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一带一路”让中国的经济轴带、发展走廊进一步伸展,促进了城镇格局的网络化和开放化,同时在地方的积极参与和融入下,“一带一路”成为地方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六大走廊及其重要节点上的城市如厦门、青岛、郑州、西安等,得到快速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与经济改革相辅互促。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包产到户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林毅夫,1999),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转移(蔡昉,2010)。粮食供应的日益充足,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共同倒逼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1984年开始,农民可自带口粮落户城市①,中国户籍管控迁移的制度设计开始松动。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加快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步伐。1993年,中国全面放开了粮油购销政策,使用了近40年的粮票、油票成为历史。伴随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的城乡自由迁徙,从人口统计也可以观察出这种变化,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流动人口②为2135万人,到199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则迅速增加到7073万人,接近于翻了两番。这个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并未停止,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近2亿人),比2000年的五普增加了11700万人。

  

   到2017年,流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8%,Fan(2008)将其称为“流动中国”(China on the move),迁移人口为了改善经济情况而流动,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乡城流动的主要特征,也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人口流动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空间再配置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田莉和姚之浩,2018),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缓解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不仅支撑了“中国制造”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消费和经济活力。

  

   然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加速转移,也给城市公共设施供给、公共安全保障等提出了挑战,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一些学者如Quigley(2009)认为,由于中国的大城市更容易得到国内外资本的青睐,进而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移民容易向这些城市集聚,从而造就过度拥挤、管理很差的超大城市,“大城市病”随之出现。但是,如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历程稍作分析就会发现,Quigley的分析并不准确,中国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必然产生“大城市病”,相反,却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了“小城镇病”和“大城市病”,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由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离土不离乡”成为当时人口流动的主要表现,乡镇企业促进了小城镇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基础设施配置成本高、产业层次低、竞争力不足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昂、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一时间,“控制”和“疏解”成为中国特大城市的重要政策取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   城镇化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30.html
文章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