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龙: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51 次 更新时间:2006-10-29 22: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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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龙  

  

  [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中,结合结构层次分析、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分析,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上述努力有助于缓和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弥补结构现实主义在政策分析问题上的不足,而且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但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了其他理论的分析变量,损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其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过度强调,也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简约性。新古典现实主义尚不具备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条件。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贡献;缺失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逐步兴起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部分现实主义者在继承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和决策者个人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当中,力图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维护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地位, 更好地应对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外部理论的挑战。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尚处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理论的建构及其成熟尚需时日, 但它的出现的确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并已展现出具体的理论架构和初步的研究成果,理应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困境

  

  自经典现实主义产生以来, 现实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日渐暴露出来,它对国际政治的解释能力日益引起人们的质疑,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也日益受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外部理论的冲击和挑战。

  第一,现实主义将权力绝对化和简化的做法制约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都将权力概念当作理论构建的最基本工具,都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因。从权力概念出发观察世界固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 但现实主义在使用权力概念时却走向了一个极端, 凡事都从权力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忽视文化、观念、认同等非权力因素的影响。这种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导致现实主义的解释变量相对单一,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权力政治分析模式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何况,国家间相互依存趋势的加强客观上也促进了合作的产生, 而单纯依赖权力概念也无法解释在争夺权力的状态下国家间合作产生的动因和过程。

  此外,现实主义只是关注权力的大小,而没有对权力的转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和分析。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权力概念,也对权力均衡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对权力如何影响一国政策的形成、权力如何转化为国家的影响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新现实主义认为在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权力的大小,也未具体阐明权力与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权力和相对获益,认为国家最关心的是追求相对权力,同样没有进一步阐释权力与政策之间转化的内在机理。可见,现实主义只是将权力简化为实力,将权力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简单而自然的转化过程。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使现实主义在回答如下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实力相近的国家对体系结构的态度为什么会有不同? 实力相近的国家为什么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存在差异? 同样面对霸权国的挑战,其他国家对威胁的感受为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能采取类似的行动加以抗衡?

  第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观察问题,忽视了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地位。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以及简洁概括的解释能力, 其所倡导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一经提出便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主要的方法和途径。其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倡导体系结构分析, 进一步扩大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但问题在于,结构现实主义将行为体行为模式的成因完全归结为国际体系结构下的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而没有对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政体类型、政治文化传统等国内因素以及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比较僵化和静止的理论。其一,难以预测和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结构现实主义遭到严厉批判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它单纯依赖国际体系结构的分析工具,忽视苏联国内的众多矛盾、国内的政治改革以及决策者主观认知等内在因素, 不仅没有能够预测两极体系的崩溃以及对苏联的解体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苏联国际权力基础不变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要推动“新思维外交”, 从而改变苏联和结束冷战。〔1〕其二,无法预测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忽视国内因素的做法同样也制约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政策形成的分析。沃尔兹坦言,他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压力在起作用,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即国家)将怎样对这样的压力和可能性作出反应。〔2〕其三,不能以动态的眼光观察国家的行为。事实上,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会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僵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不顾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一味根据所谓追求国际权力最大化的逻辑得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既违背了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的事实,也不符合中美关系趋于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

  第三,在本体论上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物质性,不仅局限了现实主义的视野, 而且也使现实主义日益面临外部理论批判的压力。现实主义的逻辑分析建立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即世界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权力对比反映了物质力量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取决于大国间军事力量的对比。现实主义重视从物质层面理解国际政治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单纯依靠物质力量的做法也常常会陷入一系列认知误区之中。比如,现实主义假定无政府状态是既定的先验的存在,而不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这种忽视了人们的主观因素而单纯从物质权力理解国家间关系性质的做法, 很容易得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结论。又如,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一成不变的具有成本收益计算能力的理性行为者, 国家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任何国家都基于利己主义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国家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以外,价值理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再如,现实主义所界定的权力主要是指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实力,而国家的精神利益,尤其是民族自尊则被排除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外。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物质性不仅局限了自身的视野,也暴露了自己的理论缺陷,容易为外部理论找到破绽而加以批判。建构主义就批评结构现实主义单纯物质主义的结构假定以及机械式的研究方法,无法对观念的影响力予以理解。基于这一认识,建构主义将观念和文化的建构功能作为先决条件嵌入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解释模式中,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

  由于现实主义面临着上述诸多的缺陷和挑战,许多现实主义者开始思索如何进行回应和调整。一部分学者试图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分析的内核的同时,结合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因素,推动理论创新,构建一个较为中间、调和的现实主义新流派。这样,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3〕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

  

  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已初露端倪,90 年代中期引起学界关注, 2000年以来反响日渐增大。该理论是现有现实主义诸学派中形成最晚,针对国际环境变化调整幅度最大的理论。以罗斯(GideonRose ) 、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 、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 ) 、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 ort h) 、沃尔特(Stephen Walt ) 和克里斯坦森( Thomas Christensen)等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总体上看,现实主义是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解释力的主流理论,但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理论和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也都存在缺陷,现实主义要获得生命力就必须打破这两种层次理论的分野,结合二者各自的优势,并将个人层次的分析融入其中,建立一种中庸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架构。具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关于无政府状态。新古典现实主义接受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但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它并不赋予无政府状态以特定的内涵。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其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产生安全困境,导致冲突和战争。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虽然会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但安全困境并不等于冲突,合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相比之下,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并不看中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是认为,国际体系的性质相当模糊,无政府状态属于某种不确定的状态,安全无所谓稀缺或充足。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和认知去解读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现实。国家间是否形成冲突或合作,要看当时具体的情况,即特定时期国家间关系和外交政策行为等因素。〔4〕

  第二,关于权力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其一,国家并不一味追求权力,是否追求权力应视情况而定。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最大化。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只是实现的手段。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断有局限性,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以及外交意义的关注可以弥补结构现实主义的不足。鉴于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单一地谈论权力和安全问题,认为国家不仅关心国际权力分配,而且也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设法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环境下, 塑造有利于该国利益实现的环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策。对于维持现状(stat us quo states)的国家,安全是其对外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类国家要么满足现状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往往采取均势(balance of p ower )政策;要么满足现状但不愿付出高昂代价,倾向于采取趋附强者的政策(bandwagoni ng)。对于“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 states ) ,安全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问题。这类国家中,有的试图改变现状并愿意付出高昂代价,倾向于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有的希望改变现状但不愿付出高昂的代价, 倾向于采取规避责任( buck-passing)和趋附的政策。〔5〕其二,国家间相对权力变化也是国家行为的重要动因。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对国家决策的决定性作用,要理解一国为什么会采取某一特定行为,首先应该考察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6〕而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也把体系结构因素当作重要分析变量,但它不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强调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更为看重从单元层次关注国家间的相对权力的变化,认为当一国的相对权力增加时,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活动与企图也会增加,而相对权力削弱时则会相对减少。〔7〕

  第三,关于国内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肯定国际权力分配的意义,认为从长期来看,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能够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解释,但从中短期来看,体系压力未必会强大到决定国家行为特定细节的地步。〔8〕在有限的选择空间中,决策者选择不同的外交行为,却可以在短期内对国家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9〕原因在于: 其一,国家不是单一理性的实体,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应对国际关系的方式也会不同。总体实力相当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其二,国际权力分配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行为,期间要经过决策者和国内政治的传承过程。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国家能力是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决策者从国家权力中提取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直接由国家权力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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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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