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如此迷恋市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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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2)不同市场主体在认知力和克制力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而不同市场主体又是理性程度不同的(朱富强,2012)。很大程度上,阿克洛夫和席勒所界定的两类受骗者也就分别对应了意志力薄弱和认知力欠缺这两种有限理性者,而那些机敏的“企业家”正是充分利用这些弱点来谋取利润。关于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看阿克洛夫和席勒所举的几个例子:就信息型欺骗而言,19世纪80年代,平克汉姆敏锐地发现不少女性担心自己的肾出问题,于是就“发明”平克汉姆药丸声称可以治愈肾病,而且大家竟也都信了;就心理型欺骗而言,大多数烟民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而这种对健康的损害也完全不能被吸烟时的短暂快乐所补偿,但是很多人还是抵制不住诱惑而吸烟,甚至将吸烟看成是一种很酷的事,这也就造就了烟厂的高利润。

  

七、局限之五:社会政策的后果认知


   根基于市场有效的信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将提高人们选择集和自由度的社会政策都视为积极有效的,认为它有助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相应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往往相信,穷人之所以穷,根源于它缺乏选择自由度,从而无法利用发现的市场机会获取利益。那么,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这一困境呢?一个重要思路就是金融自由化,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对贫穷者发放小额贷款,从而帮助他摆脱贫困。问题是,广为经济学人赞誉的小额贷款在现实世界中的效果如何呢?显然,这又体现了双重性:一方面,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最初向农村妇女们发放贷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不少妇女用贷款购买了一部手机出租给本村村民使用而获利颇丰;但另一方面,随着这种“手机妇女”越来越多,她们能够获得的收入就变得越来越少,甚至连贷款也还不起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额借贷的资金往往就主要被用于生活消费而不再是生产投资。这包括两部分:(1)红白喜事之类的“平衡消费”;(2)满足个人欲望的“奢侈消费”。两者都刺激了超前消费。例如,就平衡消费而言,它用于弥补家庭在出现儿女婚嫁或高寿病逝之类特定事件时的暂时收入亏空。但显然,如果没有借贷渠道,收入亏空的家庭本来就可能更为节俭地举办这些喜事;但现在有了借贷渠道,在盛行的相邻人情或面子效应下,收入亏空的家庭就“被迫”借助贷款来举办更大规模的喜事。再如,就“奢侈消费”而言,它主要满足个人特定冲动产生的欲望。但显然,如果没有借贷渠道,一个收入很低的家庭即使有高消费欲望也无法付诸实施;但现在有了借贷渠道,即使非常谨慎的人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也可能会借助贷款来提高暂时的消费水平。其中的问题在于,这些借贷资金被用于消费,从而不可能带来收益,而这些信贷终究要归还。其结果就是,这些家庭或个人就会越来越贫困,同时银行的呆账也会越来越高。事实上,随着信用卡业务的推广,人们越来越容易通过借贷而进行超前消费,结果,家庭债务在收入中的比重就迅速增加了。相应地,在美国,每1000人中破产数则由1982年的2.8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5人,而且这一上升势头越来越猛(多德,2013:261)。

  

   人们之所以会超前消费,又在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往往难以克制欲望的冲动。正因如此,人们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提升自己的“克制力”,但小额贷款之类往往不是增加而是弱化人们的意志(谢林,2009:68-69)。也就是说,这些看似增加选择集和提升自由度的措施,根本上却降低了人们的克制力,使得消费者的行为更不理性。由此,我们就需要对一些“现代性”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基于理性计算,人们面对众多选项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理性计算;相反,人们的行为往往深受信息所支配,为激情所驱使,也为各种心理效应(如锚定效应、禀赋效应、现状偏见、体验效用等)所诱导(施瓦茨,2013:80)。正因如此,一些“明智”的厂商就会有意识地引导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朱富强,2018b),这也就是厂商的“助推”,其目的在于追求厂商利益的最大化。与此相对应,塞勒和桑斯坦(2018)则强调,政府或公共部门也可以运用“助推”在不需要强迫的情况下引导人们作出更理性的选择,进而提高社会大众或消费者的利益。这种“助推”也是广泛的,如阿克洛夫和席勒(2012:24)就指出,“在消费者不能轻易分辨产产品质量的领域,政府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许多产品都有安全要求,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当然,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干涉市场的行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例如,伯林(2003:373)在批评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控制时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暴君不以这种理想自我的名义,为最邪恶的高压辩护;而这种所谓理想自我的成熟,是他用他自己某种程度上残酷的、表面看来(只有从低级自我的角度来看才是表面的)在道德上可憎的方法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提问:当市场上出现的各种不伦理并且明显不利穷人的行为和现象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正是以“这都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从而体现了他的最大效用”进行辩护的吗?很大程度上,逐利企业家之所以能够通过欺诈行为获取高额利润,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人性的弱点进而诱导其选择。

  

八、局限之六:神秘主义的科学不思


   奥地利学派教义派之所以持有如此强烈的唯市场论,根本上还在于嵌入于肯定性理性之中,从而将自己封闭在一元化的特定解释共同体内,乃至也就无法看到它无力且不愿看到的方面。关于这一点,这里作一深层次的审视。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维而实践“科学不思”的弊端。这种“科学不思”主要源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认知观:任何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都可以在理性分析框架下得到阐释,进而社会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通过计量分析得到揭示,从而也就排除人类的思想。例如,个人行为被化约为在可选择目标之间进行求最大值的数学计算,而不再考虑人类行为用途技术选择之间的区别,也不考虑不同个体受同一经济刺激所产生的不同行为反应。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而嵌入了一种新型的“科学不思”。这种“科学不思”主要源于一种“真理=现实”或“本质=现象”的神秘主义认知观:真理被视为一种存在比非存在更可取的价值准则,本质则体现了事物运动中的现象总和;进就有,凡是现实的都被视为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也必然是现实的。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不受干涉的市场价格就是公正价格公正,自然秩序就是正义秩序;相应地,市场价格将分散行为引向市场协调,自然秩序则产生持续扩展。为了给有效市场信条提供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打造了原子主义的逻辑化市场,奥地利学派则引入了具有高度敏锐性的企业家。阿克洛夫和席勒(2012:27)继续写道:“证明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找一个积极进取、干预承担风险的CEO。杰克.韦尔奇在短短5年内将通用电气的雇员规模从411000人裁减到299000人,人们借用中子弹爆炸戏称他为‘中子杰克’。杰克.韦尔奇并没有因此感到愧疚,根据资本主义的信条,他也无须如此。相反,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让通用电气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CEO,他们毫无愧意地为自己赚钱,为其所在的公司赚钱。”

  

   问题是,奥地利学派所崇尚的公正价格和自然秩序是如何形成和扩展的呢?市场经济中又是如何实现“私利即公意”这一预定原理的呢?根本上,这无法依赖人类的理性能力加以剖析,而只能依赖于对“上帝”意旨的神秘主义信仰。显然,这就反映出,正统经济学中的两大极端流派——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都缺乏对现实世界进行实质性“思考”的旨趣和能力。汪丁丁(2012:5、13)曾指出,“今日西医之不科学,在于它抛弃了盖伦当年的理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医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与西医相比,中医的优越性及眼下的严重问题,全在于它最终依据着的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分别倡导的两种市场观正分别对应着西医和中医的特点:一个对应着唯理主义,试图通过一个新的制度设计来弥补前一制度的不足;一个对应着神秘主义,相信人体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有机体和谐。那么,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的两类正统经济学为何都会患上“科学不思”之病症呢?根本上就在于,它们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一个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肯定,一个是对现实世界存在的肯定。有鉴于此,要克服正统经济学的“科学不思”病症,就需要引入否定性理性和批判理性主义思维,而这也是人类理性的根本特性。正是基于否定性理性和批判理性主义思维,我们就不是简单地认同现实市场的运行机制,也不是设计出一个新的机制来取代市场,而是要深入剖析现实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及其问题,进而补充和完善市场机制。那么,我们如何剖析现实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以及引导社会发展上的问题呢?一个简单的思路就是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只要改变市场主体的前提假定,引入市场主体的异质性所衍生的权力不平等,那么,正统经济学为市场有效性辩护所依据的种种理论就不再成立了(朱富强,2014)。

  

九、全面认识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


   通过上述逐层分析,我们就可以全面认识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及其缺陷:一方面,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个体主义以及数量化的分析思维,从而向真实世界迈进了一大步;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没有摆脱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束缚,从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存在严重不足。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奥地利学派不是抽象地分析个别或总体现象,而是深入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这包括资本结构、劳动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结构以及利率结构等等,从而更深入地探究了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其潜含的经济危机;但同时,这些结构性分析又几乎都囿于社会结构的自然性或物质性,而没有剖析社会结构的社会性,从而也就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发”市场的扭曲和非均衡性,很难真正认识到它的深层次问题。譬如,格兰诺维特(2015:171)就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企业家就没有机会使各部分之间的资源流动成为营利来源。但是,填补‘空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企业家不仅要具有奥地利经济学传统所强调的认知智慧,还要有运用团结与义务网络来动源社会资源的能力。”那么,市场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很大程度上,一切市场现象根本上都是市场主体的互动结果;相应地,市场结构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市场主体间存在差异,有市场主体着手也就可以更深刻地剖析市场结构问题。

  

正因如此,本文引入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和相应行为方式的分析,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奥地利学派在市场主体的“异质性”设定以及由此展开的行为分析上的不足,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深刻地揭示出奥地利学派在市场结构认知上的浅显性。相应地,通过系统地剖析奥地利学派的先验设定和分析逻辑,我们也就可以容易理解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它为何将市场设定一个基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良性循环而持续发展的过程?它为何将企业家的自主创新和套利行为将导向市场协调和分工合作?进而,它为何忽视或无视企业家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寻租行为和破坏性创新?根本上就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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