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如此迷恋市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2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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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奥地利学派并没有考虑人性及其行为的社会环境依赖性,而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逐利视为人类行为的基本意向性,[ 事实上,尽管奥地利学派将人的意向性视为研究行为的出发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对动机展开深入的探索,而仅仅将人类动机和系统的结果都视为不确定的,从而仅仅停留在人际动机的差异上。与此不同,马克思则致力于从阶级地位或利益关系中探究个人行为的动机,进而研究了由个体所构成的集体行动;凡勃伦则将人类行为动机追溯到本能,并从本能的二分发展中分析不同阶层的个体在行为上的差异。]进而不同个体间的差异性偏好则容纳在广义效用之中;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实质上还是使用了先验的经济人概念,只是引入了能力和信息等方面的差异。(2)奥地利学派主要考虑的是源自生理和偏好等自然条件的差异,而不是源自资源占有等社会性条件的差异;显然,社会性差异将衍生出个体间在权力和地位上的不平等,由此就会将纯粹市场竞争下的形式平等导向实质不平等,因为以平等对待不平等就是实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奥地利学派仅仅关注由偏好、口味形成的异质性,进而,在分散而互补的市场知识之下,就强调了个体间进行分工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相应地,人类社会在无数次的个人互动中就形成了一种连续性的扩展秩序,由此导致奥地利学派所理解的市场结构也是连续的,处于动态地演进和优化之中。

  

   然而,在现实市场交换中,无论是信息的不对称还是地位的不平等,都会衍生出互动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权力不平等。显然,考虑到市场主体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上的不平等,那么,人际异质性就不仅可以成为社会分工和合作、进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也可能成为社会剥削和掠夺、进而也是不断升级的社会争斗的基础,社会中必会存在广泛的剥削和奴役现象。考虑到这种争斗,我们就可以明白,(1)无论是市场结构、商品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劳动结构还是更广义的社会结构,它们的发展变化往往并非一定是连续性的,而更可能会呈现出断续性;(2)无论市场秩序还是社会秩序,它们都不是持续扩展下去,而是很可能会出现内卷和中断。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进而,我们也就可以对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有更全面的认知: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基于个体行动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进而引入了对行为动机、人的意向性以及人际相异性的关注,这是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对行为主体的设定依然存在严重的缺陷,集中表现为以自然性差异来掩盖了社会性差异,并局限于以自然性来分析异质性个体间的互动。正因为忽视了社会性的不平等,奥地利学派就忽视和否定了权力因素对市场竞争以及均衡结果的影响,乃至将市场演化视为连续性的过程。

  

五、局限之二: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理解


   奥地利学派不仅将人际异质性锁定在自然性差异上,而且还将自然性差异嵌入在理性分析框架中,由此来分析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考察市场交换和生产活动等。这样,基于市场主体在偏好、目的以及知识上的差异性,奥地利学派也就揭示出市场经济中生产、交换、资本等结构性的存在。更一般地,这些经济结构之所以会形成,主要可以看成是市场主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进行创利或套利活动的结果。例如,货币的不均等投放导致价格和利率的结构差异,进而引发产品或产业的结构性扩张和收缩,最终造成了经济波动;其中,货币的不均等投放又源自政府不合理的货币政策,而自由放任则可以避免这一点。在分析市场结构和动态发展时,奥地利学派还采用了纵向分析方法。其基本思维是: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整个市场就是一长串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生产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如此复杂和精微乃至根本不可能出自人为的设计,而且,政府对其中任一阶段的干涉都会引发其他阶段的连锁反应,进而造成预料不到的后果。由此,奥地利学派强调,这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就只能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由此来挖掘引导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这样,通过对市场和生产结构的分析,奥地利学派不仅揭示了自发秩序中的市场协调发展,而且还为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夯实了机理。

  

   然而,正是由于忽视了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性差异,奥地利学派就不再关注和重视由社会性差异所衍生出的权力不平等;同时,由于忽视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差异性,奥地利学派也就看不到权力对理性的侵蚀。事实上,无论一个人多么理性,只要缺乏足够的力量,它也无法在交易中获取应得的或公正的收益份额,在各种赤裸裸的剥削面前也无能为力。尼采等人很早就指出,理性和情感在权力意志面前都是无助的,都只是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进而,美国制度学派就将权力因素引入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之中,并由此深入探究了人类本能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塑造出的现实制度。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及其造成的集体无理性,这就造成了自由市场交换中广泛存在的囚徒困境现象,也造成了自发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内卷化问题,但这些却都为奥地利学派所忽视和无视;同时,正是由于市场主体因社会性差异而衍生出权力不平等,这就造成了现实世界中分工形态和合作形式的扭曲,造成了现实市场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造成了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财富转移和攫取现象,但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抑或其他正统经济学派对这些事实似乎都视而不见。最后,正是由于忽视了市场主体间的权力不平等,奥地利学派的关注也集中价格竞争上而忽视广泛的非价格竞争,进而无视逐利企业家的寻租行为以及那些破坏性的创新活动,乃至刻意否定普遍存在的垄断现象(朱富强,2017)。

  

六、局限之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知


   奥地利学派之所以无视企业家的破坏性逐利行为,根本上就在于它以市场主体的自然性差异取代社会性差异,进而从警觉性而非创造性来定义企业家精神。事实上,自米塞斯和哈耶克以降,企业家的作用就逐渐被限定在发现市场信息和利润机会方面,而将人类心智的创造性作用则被淡化和忽视了。既然企业家精神体现在警觉性上,由此就可以推演出,所有市场主体都有相同性质的企业家精神,其中的差异只不过在于警觉性的程度不一样;同时,既然企业家的作用体现为市场信息和利润机会的发现和传播,那么,由私利激发出的破坏性创造活动以及信息隐藏活动等也就被忽视了(朱富强,2019)。按照这一逻辑,每个市场主体都致力于市场信息和利润机会的发现和利用,这也就会促进市场信息的传播,进而推动市场本身的不断演化和成熟;在此间,仅仅在偏好、目的和信息上具有自然性差异的市场主体也会自觉地遵守一般性的市场规则,都会自觉地践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以至每一次市场交易或互动都会促进分工和合作的深化。这样,基于这一逻辑,奥地利学派就塑造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市场,进而也就理想化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和企业家(进而包括所有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也正因为市场机制被设定得如此美好和高效,奥地利学派自然就会极力排斥和否定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事实上,即使其中的温和者如哈耶克也只赞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更不要说积极干预市场的经济-产业政策。

  

   然而,利润发现和利润创造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考虑到这些,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市场认知。葛劳蕊-帕勒莫就指出,局限于发现的分析试图证明不受阻碍的市场具有高效率,而创造维度的引入则产生出对均衡和非均衡市场力量共存的认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创造维度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考虑市场主体的权力差异以及相应的行为动机等等(葛劳蕊-帕勒莫,2005:87)。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逐利的动机,“企业家”们只要有可能就会通过隐瞒信息或制造“假信息”来获取收益;而且,只要破坏性创新所带来的收益高于建设性创新,“企业家”们就会有极大的动力去从事破坏性创新;进而,只要法律等游戏规则允许,“企业家”们就可以利用其权力直接压榨他人获取收益(朱富强,2018a)。同时,正是基于权力的差异,“企业家”们往往会充分利用其地位进行寻租,利用市场竞争压制弱势者;进而,正是由于创造力的差异,“企业家”们也会通过刻意地创造市场非均衡来获利。阿克洛夫和席勒(2012:24)就写道:“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生产人们认为有需要且愿意为此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药品付钱,资本主义就生产药品;而如果人们还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假药。19世纪的美国也的确有一个专门生产假专利的行业。”譬如,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就是靠忽悠人卖假药而致富的。正因如此,现实市场中盛行的不是遵循“为己利他”机理的合作行为,而是充满了掠夺和欺诈;相应地,我们就需要对现实市场中的掠夺和欺诈行为进行管制,进而对市场规则和运行机制加以纠正和完善,而这往往需要引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

  

六、局限之四:社会大众的能力认知


   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奥地利学派依旧将市场主体视为理性的,不仅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而且能够为实现自身最大化目标而选择合理或理性的方式。但在真实世界中,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如经济人那般理性地行为,从而不能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痛苦和快乐的比较而将人还原无所不能的计算反应器;相反,市场主体往往会为错误的信息所遮蔽,或者为强烈的劝说所诱惑,并由此往往干出一些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蠢事。阿克洛夫和席勒就指出,尽管学会在财务上量入为出是很简单的事,但即使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成年人在晚上睡觉前往往也会为能否支付月底账单而忧虑。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尽管人们往往在99%的时间里都很谨慎,但只要在1%的时间里挥金如土,那么之前的一切也会付之东流。正因如此,那些逐利而敏锐的商家或“企业家”就致力于捕捉这1%的机会,并且一旦发现这个弱点就会迅速采取欺骗行动以获取超额利润,如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醒人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诱导人们不断地买买买。在这里,阿克洛夫和席勒将欺骗行为定义为:一种设局使他人达成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的行为。在阿克洛夫和席勒看来,这种欺骗行为就像人们钓鱼,而在现实世界中拿着钓竿坐等鱼上钩的精明“企业家”不计其数;相应地,无论人们如何警觉,都迟早会被他人“钓到”。在这里,阿克洛夫和席勒又区分了两类受骗者:(1)心理型受骗者,主要包括理性受感性支配以及对现实存在认知障碍而采取不当行为的人;(2)信息型受骗者,主要是指误入他人所设圈套而采取错误行为的人(阿克洛夫、席勒,2016:前言)。

  

既然社会大众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误用的“理性”一词。根本上说,人类区别于其他一般动物的理性表现在:人类能够为追求长期利益而克制短期欲望或者约束自身的短视行为。其中就潜含了人类理性的两大基本特征:(1)认知力,体现为行为者辨识长远利益以及确定最优目标的认知能力,这主要与知识和信息结构有关;(2)意志力,体现为行为者为实现长远利益和最大化目标而抵制短期诱惑的克制能力,这主要与意志和毅力程度有关。由此也就可以得到两点基本论断:(1)所有市场主体的认知力和克制力都是有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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