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国家热衷用地缘政治扩张解释中国“一带一路”实践，本研究综合跨学科理论探索“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为“一带一路”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扩张，而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平台，通过点上集聚、线上畅通、面上联通、型上成势构建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平台，通过发展新型共同发展模式、新型国际协作模式、新型国际交往模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关键词]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五年多以来，取得了多方面成绩，得到广泛认可。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人热衷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一带一路”实践，认为中国在推行地缘政治扩张。例如，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兼高级顾问班农（Steve Bannon）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混合了世界岛理论、陆权理论与海权理论三大地缘政治理论的一种新实践。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19年美国军力指数》将中国列为与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中东恐怖主义、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并列的全球六大威胁之一。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欧亚大陆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扩张，触动了美国的全球利益。[1]

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系统学术理论来解释 “一带一路”实践，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与实施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共同发展模式、新型国际协作模式与新型国际交往模式，具有许多新实践、新理念，需要进行理论概括。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实践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一带一路”主要着眼于发展，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聚焦于安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都聚焦于传统安全。现实主义是影响最大的范式，它虽然有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等变种，但是都强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要通过国际权力博弈来实现本国安全。其中，进攻现实主义更进一步认为，强力国家会主动追求自身的安全利益最大化，最大程度获取权力，因此强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制度主义范式也是聚焦于安全。制度跨国主义理论构建的是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集体安全策略。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强调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但依然强调这种依赖关系有助于保障国际安全。

聚焦于安全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也是西方一部分人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扩大国际权力与推进安全议程的一个理论背景。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以传统安全为中心，而是以发展为中心。以发展为中心，就有可能从国际竞争转向国际协作，从零和博弈转为双赢和共赢。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所在国的发展，有助于完善产业供应链，帮助所在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双赢与共赢的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聚焦于发展的地缘经济，而非安全的地缘政治

以安全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对军事、政治、经济的关键地缘形成控制，从而主宰世界。陆权论的提出者麦金德将其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概括为对于东欧、心脏地带的控制，而马汉的海权论则强调通过控制海洋，进而控制世界贸易，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主张关键在于对于欧亚大陆沿岸地带的控制。

与地缘政治理论预期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于以发展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是通过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为世界共同发展搭建平台，实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互赢，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关键地缘从而角逐世界主宰权。地缘政治控制体现了20世纪资源有限的零和思维，相互争夺，制人而不制于人，造成剧烈冲突，酿成世界大战。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平台体现了21世纪资源扩展的共赢思维，搭建发展平台，实现共同发展，利人而后利己，造就互利共赢，促进世界大同。

参考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提出的框架，以发展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有如下特征。

点上集聚：提高经济密度。提高经济密度是指在点上包括在城市群、经济区增加经济和人口聚集度，发展集聚经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密度。五年多以来，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共82个，累计投资289亿美元，入区企业3995家，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2]

线上畅通：缩短经济距离。经济距离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指货物、人员等流动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通过缩短经济距离可以提升经济活动效率。“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设施联通也将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我国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骨架，其中，“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3]这就是推进基础设施的联通性。缩短不同发展节点之间的经济距离。这些基础建设大大推进了沿线国家间的联通性，例如，五年多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了1万列，到达了欧洲15个国家43个城市。[4]

面上联通：消除流通障碍。通过消除流通障碍可以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中国通过大量贸易联通、政策沟通的措施，来降低贸易通关、资金流通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消除流通障碍就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软联通，五年多以来，中国已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了5个自贸协定。[5]同时，积极推进资金融通机制的形成，已形成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为主要载体的资金融通平台。

型上成势：点轴发展模式。经济地理强调点轴发展模式，不论是梯度转移，还是所谓的“雁行模式”，都是沿着交通干线进行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的下渗。“一带一路”是将点串联成线的发展倡议，陆上“丝绸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交通线，也是对外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延长线。而且，这种点轴模式是内外连通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国内“四横四纵”的城市群布局与交通主干线布局相配合的，六大经济走廊的设计也是为了把国内外的经济地理大干道打通。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发展的点轴模式，而不是所谓的海权战略或者陆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扩张，将进一步整合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圈，推动其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大发达经济圈。推动中国发展向南亚、印度洋、南太平洋，中亚等地区的经济辐射效应，并形成连接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新亚欧大陆桥，畅通各国的合作往来通道。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种塑造点、线、面、势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平台，促进国际发展点上集聚、线上畅通、面上联通、型上成势。

“一带一路”突破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从显性层面上来看，表现为国际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价值规范、互动准则与制度安排，从政治上确认了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从经济上确立了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原则，有其进步性的一面。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深层国际秩序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的全球化，即贸易自由化是以不损害发达国家本国的产业利益为前提；投资自由化是以不触动美元金融霸权为前提；技术扩散是以不触动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为前提；全球共同参与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以不触动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为前提。政治上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即共同的价值规范是将西方价值转变为普世价值；国家形式上的平等是以实质上的不平等为前提；多边国际体系是以霸权国家的控制为前提。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的断裂对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霸权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装点并扩展其实力的外包装，一旦不符合其利益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甚至弃之如蔽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允许其参与的全球化是有霸权国家所设定的天花板的，一旦触及这个天花板，简单地想通过融入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从而发展自己的机遇窗口就关闭了。

“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突破了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新的战略机遇窗口，同时也为世界创造出新的更好的政治经济秩序。

新型的共同发展模式，从不平衡的全球化转向更平衡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全球化是一种中心边缘的全球化，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本质是将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投射到国家之间的剥夺关系的不平衡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简单强调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色彩，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6]“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聚焦于共赢发展，从而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具体表现为：推动了当地的发展。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当地最重要的投资缺口，对经济起飞起到了大推动的作用，而不是所谓的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提升了所在国的内生发展能力。通过帮助所在国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开展技术培训等，提升了所在国的内生发展能力，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200多亿美元，创造的就业数十万个，给当地创造的税收几十亿美元[7]。提升了所在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完善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分工，同时在价值链上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超越了中心边缘格局，“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发展倡议，将有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兴起。超越了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国有资本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具有更强的政治取向，推进了许多风险大、周期长、盈利空间小的国家协作项目。超越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一带一路”的项目协作是资本、管理、技术与劳动的全要素的协作。

新型国际协作模式，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协作。传统的政府间发展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发展援助等形式进行的，仍然会面临着一个全球发展失灵、全球市场失灵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合作模式，各国政府之间协调联动发展。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接、规划衔接，构建发展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已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8] 。“一带一路”倡议与多个国家实现了战略对接，例如俄罗斯等国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欧盟的“容克计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国家的倡议不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形成了互补与对接，为这些国家的倡议的实现注入了新动力。

新型国际交往模式，从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转向平等的政治秩序。真正的共同体是平等成员参与的共同体。“一带一路”是平等协商、平等参与、平等分享的共同体，中国是倡议国，但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在推进经济合作过程中，不附加政治条件，结伴而不结盟，不断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通过实施“丝绸之路”奖学金计划，在境外设立办学机构等，为沿线国家培育技术管理人才。2017年，来自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达到30多万人，赴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达到6万多人[9]。倡导共通价值而不推行普世价值，进行文明交流对话而不搞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中国方案而不输出中国模式。“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对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不但受到了许多国家与国际机构的普遍欢迎，还被写进了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总之，“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扩张，而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平台。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呼唤我们进行“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也将进一步指导实践创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2]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18-04-09.

注释：

[1] https://www.heritage.org/military-strength/download-the-2019-index

[2]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3]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12658.htm。

[4]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5]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6]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第1版。

[7]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8]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9]  《国新办就共建“一带一路”5年进展情况及展望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作者简介：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