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琴:在“传记”和“历史”之间

——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00: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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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琴  
(45)当史料充足的时候,普鲁塔克就可以在其中摘选出能够突显人物德性的内容并记叙下来,这时的传记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并且能够满足他的道德说教。而在史料不足以支撑其对人物的叙述时,那些神话、轶事、传说被写入传记之中以充实传记的内容并展现人物的德性,这时“传记”和“历史”之间紧张关系就表现出来。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试图用“欧赫墨罗斯主义”对传记中包括神话和神话中的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以达到“净化神话”的结果,从而让这些内容都成为支撑自己叙事的有力依据。而对于那些无法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神话,和那些与传主有关的,历史可信性较低的轶事,他只好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这实际上就是试图减弱读者对其传记的史学准确性的追究,将关注点置于传主的性格和品德之上。

  

四、分析共同点,比较不同处


   《名人传》现存23对英雄人物传记和4篇独立的帝王传记,普鲁塔克大体上是以一位希腊人和一位罗马人平行比较的方式来编排传记的。每篇传记的开篇部分通常会有一段对两位传主简要介绍的导言(proem),传记主体着重叙述人物生平,传记结尾的比较评述(synkrisis)会就他们的性格、成就、结局进行综合比较。(46)德国学者哈特穆特·厄布斯曾在文章中指出应该成对地阅读《名人传》中的人物传记,而非孤立地研究个人传记,并对同一篇中两位人物传记的比较评述部分给予重视。他通过对《迪翁—布鲁图斯传》与《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传》的分析,指出一篇传记的主题涉及材料的选择、陈述和阐释时,它通常受到同一篇中另一位传主传记的影响。(47)对普鲁塔克而言,平行比较不仅是一种叙事方法,也是使《名人传》兼具“传记”和“历史”特性的媒介。

   比较方法并非普鲁塔克的首创。作为古希腊修辞学的基本训练内容之一,之前很多古典作家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采用比较方法来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形象。(48)与前辈作家的零星比较不同,普鲁塔克放弃了对简单的历史异同现象的比较,以更广阔、更深入的视角考察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在收集了大量写作材料的基础上建构起平行比较的方法,从而让《名人传》具有了类似于现代比较史学的某些特征。(49)比较史学理论对比较研究的对象和目的都有明确的界定,马克·布洛赫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了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50)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了那些著名的英雄人物,为他们撰写传记,并因两位传主显见的相似之处,以一位希腊人对应一位罗马人的方式编排传记,如他将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和罗马执政官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放入同一篇传记中,并就两人的相似处做了简要说明:“在我书的第十篇中,主要是伯里克利和法比乌斯的传记……他们德行相似,尤其是在坦率和正直的性格上更为相近。他们都具有忍受人民和政敌的能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1)在明确了比较的对象之后,普鲁塔克平行撰写两位传主的传记,并在传记后附上一篇比较评述,对两位传主进行综合比较。(52)提姆·达夫这样概括评述部分在《名人传》中所发挥的功效:“读者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英雄人物的事迹:比较中体现出的分歧和不同让评述具备了启发性;同时它也能让读者去思考对与错的问题。”(53)对普鲁塔克而言,这部分不是对传记的简单总结,而是在概述两位传主相似生平的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性格、经历和结局的比较,总结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从中揭示和分析两位传主的成败原因,而这正是现代比较史学所追求的“察同察异求规律”。(5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名人传》中的平行比较方法虽然有着现代比较史学的某些特征和具体操作,但作为一位以道德训诫为写作目的的作家,普鲁塔克始终注重道德对人们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传主间的比较仍然是围绕着道德展开的。如在《泰摩利昂和保卢斯的评述》中,普鲁塔克肯定了保卢斯坚定、平静的心灵和“卓越的德性”;(55)在《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评述》中,普鲁塔克称赞德摩斯梯尼慎重而节制的表现,反对西塞罗在演说中的过分自夸;(56)而在《赖山德和苏拉的评述》中,普鲁塔克又从克己和节制的德性上对二者进行了比较。(57)在现存的比较评述里,普鲁塔克几乎都是从人物品行着手,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他们的不同特质,再分析不同品行给他们人生带来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显而易见,《名人传》的“比较史学”所选取的比较变量是单一的,其比较视野也是狭隘的。道德取向制约了它不可能在起步之后走得很远,它与现代真正的比较史学之间还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方法论鸿沟。

   《名人传》是一部以道德劝谕为目的的传记作品。区别于此前与以文学叙事为主的希腊、罗马传记,它以历史叙事作为创作基础,试图“通过事实的记述使我们受到教化”。然而,“照着那些历史人物的德行完善自我”的创作目标使作者普鲁塔克不得不以“传记”的写作方法引导“历史”叙述。由此,《名人传》在“传记”和“历史”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当所记录的历史事实能够满足普鲁塔克需要表达的道德诉求时,历史叙述就成为传记的主要叙事形式;反之,则因其追求道德训诫的主旨而偏离史学叙述范式,着力于以文学叙述的方式写就人物传记。

   毋庸讳言,在“传记”与“历史”的天平上,普鲁塔克无疑是倾向于前者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努力在“传记”与“历史”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普鲁塔克提出,以“传记”引导“历史”,即以道德目的为指向,选取那些最能够满足道德说教的事件进行叙述。这些事件中既包括历史性的内容,又包括非历史性的内容。在历史性的叙述中,普鲁塔克几乎完整地记录了长时期里的希腊和罗马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很多篇传记中,他不仅引用了前辈史学家的记录,还对其中的部分资料加以考证和辨析。而为了从各方面展现出传主的德性,他还记录了那些没有被前辈作家所记载的神话、传说、人物轶事等非历史性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普鲁塔克一方面试图以“欧赫墨罗斯主义”的理论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具可信性和理性特征的神话、传说以及那些有关传主的轶事,则不主张追究它们的史学准确性,只是提出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以从中受到道德教化。此外,普鲁塔克采用平行列传的叙事方式,在比较中认知传主。这种类似现代比较史学的平行比较方法使《名人传》具有了之前传记所没有的史学特征。传记结尾部分的比较评述又表明,即使是这种平行比较的方法,也依然是为道德目的服务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叙事模式,或许可以解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将《名人传》定义为文学传记,却在研究时将它作为史料大量引用的原因。虽然《名人传》中的道德因素制约了其史学性的发挥,但我们也不能对普鲁塔克记录历史、考证历史、分析历史的努力视而不见。甚至是普鲁塔克记录的那些非历史性的资料,也因无意间保存下来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的内容,从而成为后来人们了解、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就此而言,如普鲁塔克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我们也应当以宽容的态度面对《名人传》中“传记”和“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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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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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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