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琴:在“传记”和“历史”之间

——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00: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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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琴  
普鲁塔克在《泰摩利昂传》前言中这样概括历史的作用,“让我们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努力照着那些历史人物的美德完善自我”。(23)

   综观整部《名人传》,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重视与运用突出体现在他致力于汲取广泛的历史记录作为写作材料。在获取写作材料的途径方面,他有着自己的见解:“一个人不可能仅凭借自有的积累闭门造车式地完成一部历史著作,大多数情况下,他还需要收集那些散落在不同国家、不同人手中的资料,而住在一个知名的、人口密集且民众对文学艺术有着向往之情的城市中对收集那些并不常见的书籍和信息是十分有利的。”(24)基于这个认识,普鲁塔克曾去往雅典和罗马,并广泛游历了诸如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学习、游历和担任官职的经历不仅让普鲁塔克搜集到大量的写作材料,还让他融入当地的生活,获得了那些未被前辈作家记录下来的材料。作为以希腊语写作的作家,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约135位历史学家的记录,其中有一百位左右是用希腊语写作的。(25)被引用较多的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埃弗罗斯(Ephorus)、菲利斯都斯(Philistus)、波斯多尼乌斯(Posidonius)、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在同一篇传记中,普鲁塔克既有对同一位史学家多处记述内容的引用,也有多位史学家对同一对象记录的引用。普鲁塔克在《莱库古传》中援引了十位历史学家的记述;《德摩斯梯尼传》中,他也引用了18位历史学家和口述者的资料,其中历史学家泰奥彭波斯和杜瑞斯(Duris)记录的内容多次被引用。《亚历山大传》中出现了来自24位同一时代作者的史料,其中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喀雷斯(Chares)、厄尼斯克瑞图斯(Onesicritus)、卡里斯特尼斯(Callisthenes)这些作者因参与并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了亚历山大远征,在这篇传记中多次被引用;其余征引次数较少的作家也完成了与亚历山大生平有关书信、法庭记录等文献的整理。为了更好地撰写罗马英雄人物的传记,普鲁塔克还学习了拉丁语,他在《布鲁图斯(Brutus)传》中就运用了很多据说是布鲁图斯本人用希腊语、拉丁语写的书信,这些与公众和私人生活相关的书信是用来证明布鲁图斯高尚德性的主要资料。(26)

   普鲁塔克在谈到他收集历史材料的方法时曾说道:“为避免留下粗心和懒惰之名,我会简要介绍前辈的记录,且不略去那些必要的细节。对那些大多数作家忽略的细节,还有他们偶有提及的,散落在古代碑铭、档案中的资料,我会费心收集。”(27)从《名人传》的具体内容来看,在引用那些常见的前辈历史学家的记录之外,(28)普鲁塔克还时常把碑铭、档案作为展现其历史真实性的权威资料。例如,《阿格西劳斯传》中,普鲁塔克指出色诺芬没有记录阿格西劳斯女儿的名字,但在拉科尼亚的铭文中刻着他妻子的名字克里奥拉(Cleora)以及两个女儿的名字欧波利亚(Eupolia)、普罗奥加(Proauga)。(29)此外,他还以当代的见闻佐证其历史资料的可信性。在《尼基亚斯传》中,普鲁塔克同意泰麦乌斯(Timaeus)的说法,认为尼基亚斯并非死于叙拉古人的敕令,其依据之一便是直到他生活的年代,在叙拉古的一座寺庙中还有一块据称是尼基亚斯的盾牌,盾牌上以精细的工艺镶嵌上了金色和紫色的花纹。(30)

   除了广泛引用历史资料,普鲁塔克还就某些问题做出辨析、考证或者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在介绍一些英雄人物的家世和出生时,他尤其喜欢这种考辨。例如,在《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Fabius Maximus)传》中,普鲁塔克指出有些学者追溯法比乌斯家族最早的称呼是,他们家族庞大且在罗马享有盛誉;而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其家族最早的成员在古代被叫作,而后逐渐演变成。(31)经过分析和比较,普鲁塔克倾向于认同后一种观点。有时候普鲁塔克在考证时会旁征博引多种资料,采用辨析、比对、推理、反证、综合等多种方法,来“重建”他所认定的史实。在《亚里斯泰德传》的开篇部分中,普鲁塔克对亚里斯泰德这样一位被很多人记载和描述过的人物生前是否富有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综合分析。(32)对英雄人物身世家庭相关的考证表明,普鲁塔克努力把历史事实或他所认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他的传记叙事的基础,他对传主品行的评述均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正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考证,让普鲁塔克具有了一位历史学家的风范。

   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重视和运用无疑使《名人传》具有了与之前传记截然不同的特质。然而,使《名人传》的史学性大打折扣的是,普鲁塔克在创作时又对传主的事迹进行了以美德为定向的选择性记述。在讨论梭伦身世的问题时,普鲁塔克认为文法学家迪笛姆斯(Didymus)关于梭伦父母姓名的说法不如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的说法更为可信。(33)他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在于后者有关梭伦父母都来自高贵家族的说法更能够为梭伦后来的高尚品行提供家庭背景方面的佐证。类似的方法还出现在对佛基昂(Phocion)家世的介绍中。普鲁塔克驳斥了伊多梅尼乌斯(Idomeneus)将佛基昂说成是制杵工的儿子,他举出佛基昂在幼年时先后成为柏拉图和色诺克拉底学生的经历来说明其家世并非那么低贱,并指出其高尚的行为也是在早期学习经历中培养而成的。(34)尽管普鲁塔克选择性地记录历史资料,但其用意不在于虚构和夸大任何一位传主的功绩,对于他们身上的缺点,他也并不加以掩饰。作为一位为道德教化而写作的作家,他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记录、考证或辨析,都会紧紧围绕道德这一主旨而展开。正如他在《伯里克利传》中所说的:“财富的好处在于我们希望拥有和享用;美德的好处在于我们希望去实践与表现。我们愿意从别人手中获得前者,却企盼别人从我们手中接过后者。美德产生刺激作用,它能立刻灌输给旁观者以积极的激励;它并不仅仅通过呈现完美的榜样来塑造我们的性格,还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使我们受到教化。”(35)

  

三、“净化神话”与“接受传说”

  

   普鲁塔克在叙述提修斯的生平时曾说道,“愿我能够‘净化’神话(),成功地使它顺从于理性(),并具有纯粹史学的特质。但是在神话不能够展现其可信性,且不具备任何理性的可能的情况下,我要恳求那些善良的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代的传说()。”(36)普鲁塔克主要以历史为基础来选取写作材料,但当他所收集到的历史资料不能够满足描述传主生平中的细节时,他就会在历史性的叙事之外,将神话、传说、轶事等内容写入传记中。从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神话、传说、轶事都不属于历史的范畴,但对普鲁塔克而言,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读,以及记录人物轶事都有利于他全面地展现出传主的品行,进而分析、评判他们的功过得失。因此,在面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问题时,普鲁塔克提出“净化神话”和“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古老的传说”。

   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讲述或者记录的“古史”中常常涉及神话的内容。到希腊化时期,美塞尼亚的欧赫墨罗斯(Euhemeros of Messene)在去除神话神秘性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发展。他认为神是被神化的历史人物,由此神话其实就是乔装改扮的历史。在他之后,对古希腊的神和神话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开始盛行,后人将他的这一思想称为“欧赫墨罗斯主义”。(37)仔细查看《名人传》就能发现,在涉及神话的内容时,普鲁塔克也时常会选择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从而提供给读者一个合理化版本的神话。在《提修斯传》中,他认同斐洛考努斯(Philochorus)所讲述的米诺牛的故事:所谓的米诺斯迷宫不过是一所普通的监狱。米诺斯王(Minos)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儿子举行一年一度的竞技会,并将监狱中的雅典人质作为优胜者的奖品。而所谓米诺斯迷宫中牛头人身的怪物陶鲁斯(Taurus)原本也只是米诺斯王的侍卫长,他是竞技会的常胜者,但因乖僻的性情以及与王后帕西法厄(Pasiphae)的亲密关系而为人们所嫉恨。在一次竞技会上,提修斯打败了包括陶鲁斯在内的所有对手,并由此得到了前来观看比赛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公主的芳心。米诺斯王也十分欣喜,于是释放了所有雅典人质,并免除了雅典的债务。(38)普鲁塔克对这个版本米诺牛故事的引述,反映出他认为神话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使用“欧赫墨罗斯主义”的理论对神话进行历史解读可以“净化神话”,去除其中的荒诞成分,使其具有历史可信性。通过对神话的合理化解释,普鲁塔克将那些生平中包含了太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还原为他笔下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由此评述他们的道德、品行。例如,普鲁塔克就把提修斯描述为“建立(雅典)城邦的人”,而且被给予“捍卫者”()和“支持者”()的称号。(39)

   然而,撰写一部篇幅宏大的人物传记,普鲁塔克不可能在其中对所有的神话都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对于那些与传主生平有关,却无法合理解释的神话、传说,他恳求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这种做法与普鲁塔克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青少年时代前往雅典跟随柏拉图学派学者阿蒙纽斯(Ammonius)学习古希腊哲学,期间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老年时他又回到故乡喀罗尼亚(Chaeronea)担任德尔斐(Delphi)的祭司。出于对宗教的热忱,他在撰写《名人传》时并没有回避神谕、箴言等超自然的内容。如《罗慕洛传》中关于母狼的传说、《卡米卢斯(Camillus)传》中有关阿尔班湖湖水的神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传》中涉及两条蛇的神兆、《马可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传》中布鲁图斯和幽灵的交谈,等等。(40)这些内容经常出现在英雄人物的生平之中,虽然不具有可信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传主的品德和行为,从而被普鲁塔克多次使用。此外,在普鲁塔克看来,传主的性格不需要通过宏伟的事迹来突显,一些他们生平中的小事,譬如一个玩笑或者一件轶事就足以说明。因此,“在某些时候,普鲁塔克特别关注传主的性格和品德,他会选择那些与他撰写的英雄人物最为相关的内容,并摘取那些与他们的事业、行动、经历具有最直接联系的材料。”(41)在大多数的传记中,普鲁塔克都充分运用了来源于口传资料、传说的轶事,而对于人物轶事的真实性,他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普鲁塔克在叙述亚西比德(Alcibiades)儿童时期的轶事前就曾提及:“在后来生活中,他的性格呈现出许多矛盾和变化多端的特色,正是源于他所从事的重大事业和经历的命运转折,(对他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道理。他天生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42)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几件亚西比德轶事的史学准确性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在其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箴言和喜剧的玩笑话的推断。但是这些轶事恰恰就可以展现出亚西比德的性格,或者至少展现一部分性格。(43)在一些人物传记中,普鲁塔克也会时常有意识地回避或者忽视事件的真实性,只选择那些有助于他刻画人物形象的材料进行记录。例如,在谈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交往的轶事时,普鲁塔克说道:“有些人从年谱上证明这是虚构的,但是当一个故事如此著名且证据确凿时,更重要的是它与梭伦的性格吻合,还能凸显他的高尚与智慧,我便不主张为了遵循任何时间上的顺序而拒绝承认这个故事……”(44)

普鲁塔克承认《名人传》是一部人物传记,而并非严格的史学著作,他关注的是人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至于那些战功与事迹则留给别的历史学家去做。这种叙事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放弃记录整体的历史,仅以传记的形式,记述英雄人物细小的生活片段,展现或归纳他们的德性并以道德作为评价他们品行的准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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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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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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