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燕: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论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 次 更新时间:2019-01-30 23:46:57

进入专题: 法兰克时期   政治体制   启蒙运动  

汤晓燕  

   内容提要:有关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始于文艺复兴晚期。受当时人文主义影响,法国学者以历史批判视角剔除了过往叙述中的神话色彩。论战延续至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界分为贵族派与王权派,双方观点对立,但均以古代政体的历史为依据,为自身合法性辩护。此后,受18世纪中叶政治局势的影响,启蒙思想中的公意和理性观念渗入论战,使其日趋激化。随着第三等级的介入,历史的合法性逐渐让位于公意与理性,以致历史本身的权威性最终遭到全面否定。这场论战开启了法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序幕,并为推翻旧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话语资源。

   关 键 词:法兰克时期  政治体制  启蒙运动  理性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围绕法兰克时期的政治体制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论战双方通过对法兰克人入主高卢地区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制度等史实的考证和论辩,借古论今,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诉求寻找历史依据,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贵族论(thèse nobiliaire)与王权论(thèse royale)。这场借历史之名展开的论战,最终在第三等级加入之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以马布里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取代了前两派,成为论战主角,而论战自身则以诉诸理性(raison)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抛弃历史而告终。

   这场论辩涉及18世纪法国政治文化转型、启蒙时代历史编纂学、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历来为西方史家所关注。巴尔赞的《法国种族》是较早的一部研究成果,但缺乏系统性,忽视了革命前第三等级的论述。①卡尔卡松讷的《孟德斯鸠与18世纪法国政体问题》过于强调孟德斯鸠在论战中的作用,忽视了马布里和塞日等人的贡献。②格雷尔则仅把论战归为历史编纂学范畴之内,疏于分析历史论战与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③维尔纳致力于早期历史的研究,关注的是后世如何评述法兰克人征服这一事件,他撰写的多篇文章厘清了有关该问题的谬论与偏见。④贝克借用人类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点,分析历史论战中有关争夺合法性的问题。⑤尼科莱从文化史角度分析该论战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作用。⑥而另一位法国学者圣-维克托意在借此问题挖掘法国式自由主义的根基。⑦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但都对该论战的史学叙述内在变化关注不足,更没有细致分析理性与公意话语如何进入历史叙述并最终消解历史本身的问题。本文先简述18世纪中期之前关于此论题的讨论,进而结合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对论战进行详细解析,尝试回答诉诸理性、抛弃历史的激进观点如何从一场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论战中脱胎而来,为更完整地理解启蒙运动提供新的视角。

  

一、历史论战的缘起

  

   16世纪,受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影响,法国学者开始以历史批判视角撰述法国国家起源。在此之前,学者普遍相信,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法兰克人则是特洛伊人的后裔,他们在普里阿摩斯的儿子法兰克斯带领下,逃离特洛伊,经多瑙河,抵达莱茵河边的日耳曼地区,最后在法兰西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国家。⑧所以,当时对法国历史的叙述,大多从普里阿摩斯或赫克特讲起。⑨尽管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记述一度发挥过提升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宗教战争的破坏,王国的统一需要更为坚实可靠的认同基础。⑩正如当时人文主义者勒卡荣大声疾呼:法国人,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历史中拥有足够的范例,而无须在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搜寻。(11)

   在一个灾难频仍、内战不断的时代,以帕基耶(12)和霍特曼(13)为代表的史学家对法国民族的诞生产生浓厚兴趣,积极投身于法国古代体制及法律的相关研究。他们大多为司法界人士,比较关注法律的本质、法律与国家历史及当下公共事务的关系。(14)这些学者指出,体制和法律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古老和连续性(ancienneté et continuité)。帕基耶在《法国研究》(1560)中抛弃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特洛伊起源说”,(15)首次将高卢人作为法国人的祖先,(16)认为法兰克人的征服对象是高卢地区的罗马人,并非高卢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将高卢人贬为奴隶一说。所以,法国贵族应该既来源于法兰克人,也来源于高卢人。(17)与此同时,他强调高等法院在历史上对于限制王权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国王与人民的纽带,整个法国的伟大依托在这一公共策略之上”。(18)霍特曼则看重古代三级会议的历史渊源,强调人人都尊重“全民同意的法律”才是治国要诀。(19)

   因此,这些早期的法学家们关于法兰西起源问题的探索,多少都带有立宪主义的色彩。他们“要求回到一种比较传统的,因而也较少专制的立宪主义”。(20)但时代又促使他们努力思考如何在合理限定王权的同时又能达到国家统合、消除纷争的目的。于是,在整个16世纪,即便存在着对王权扩张的种种质疑,但归根结底,几乎无人对王权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怀疑。如《法国研究》全书都体现出帕基耶对法国国王的尊敬;霍特曼也不强调法兰克人和高卢人的区别。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君主制和法兰克人的过去联系起来”。(21)

   在17世纪,上述倾向被进一步强化,有关国家的历史叙述成为神化王权统治的工具。当时的御用史家一味讴歌君王的丰功伟绩。(22)卷帙浩繁的史书被称为“宏大历史”(grandes histoires)。这些著述辞藻华丽,内容却千篇一律,往往以法拉蒙德开篇,讲述王位如何经克洛维,传至查理曼。它们传递了共同的观念,即未曾中断的历史证明了君权的合法性,当下的法国制度便是起源时代政治体制的完美延续。(23)颂扬君主制成为官方主流的历史哲学,并为国家起源的历史叙述提供了统一的认识框架与解释范式。

   然而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680-1715),连年战争加之天灾,使得民不聊生,太阳王的光辉逐渐黯淡,正统的政治原则与国家记忆受到侵蚀。思想界掀起一股被学界称之为“反绝对主义”的热潮,历史叙述转而成为批判时政的武器。(24)费奈隆主教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了解社会政治的转型为主要任务,只有具备了这种历史知识,才不会误将路易十四的王政视为完美的、天经地义的制度。(25)有关政治制度和国家构成的历史研究,一时间成为各主要学院和私人沙龙热议的焦点。1692年,卢森堡一次盛大研讨会的主题即“法国最初几届三级会议的结构与成员”。(26)追溯法兰克时期法国的政治社会是理解与反思当下的主要手段。从遥远的年代中,思想家挖掘出一套逝去的古典政体。这套政体被视作法国公法与政体合法性的根源。他们认为一切时弊的根源就在于背离了古典政体。对绝对君主制的质疑便从法国民族起源的历史研究中获取思想与话语资源。

   在此背景下,史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重新编写国家与民族历史,希望梳理起源时代国家架构的形式以及此后的流变历程,用历史证明国家政治社会的现有弊端应归罪于某些群体的“侵权”和“僭越”,同时为自身团体的诉求找到历史的合法性依据。即“法国历史提供了一个合法性来源的巨大场所,她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最初的契约、法国人的权利以及社会约定秘密的保管人。从此以后,她成为合法性的终审法庭”。(27)

   有产者和金融家从路易十四政府,尤其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中获益良多,尽管他们对当局略有不满,但不至于反对绝对王权本身。(28)王权的主要反对者来自贵族阶层。(29)权力遭到削弱的佩剑贵族是现行制度的主要批评者。他们追溯往昔,力图从建国历史中发现证明其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试图证明,贵族的传承谱系与王国一样古老,他们的权利来源于历史传承而不是国王的馈赠,因而国王无权剥夺。他们认为种种时弊的根源就在于这套古代政治体制被彻底抛弃。面对贵族的挑战,王权捍卫者同样将绝对王权的神圣性诉诸历史。对两派而言,法兰克人占领高卢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至关重要。正如维尔托所言,若不回到起源时代,则很难清楚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30)

   贵族派的历史撰述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认为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是法兰克人的古老传统。贵族派代表人物布兰维里耶在《法国古代政府历史》中宣称,尚在日耳曼森林的时候,法兰克人就有政治自由的传统,国王由选举产生,亦可由贵族大会罢免。布兰维里耶认为,当时所有法兰克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国王的近臣(leudes)。(31)维尔托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证明在法兰克时期,国王要为战士树立榜样,远比强调战士的绝对服从更为重要;而君王必须服从军法(lois militaires),选举产生的国王本质上只是领导战士的将军。(32)贵族派进而证明,征服战争将日耳曼森林的政治传统移植到了被征服的高卢地区,并成为新生国家的基本精神。因而布兰维里耶反问道:“难道你们会相信,这些生来自由且珍爱自由的法兰克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征服高卢后,就是为了让他们的某位同伴成为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人?”(33)维尔托也反复强调,自由的传统延续至墨洛温时代,贵族在诸位王子之间选举下一任国王。(34)布兰维里耶指出,法国一直都设有不同形式的政治议事大会,在这些会议上,贵族是主角,他们与国王共商国是,建国伊始便每年召开“三月会议”(Champ de Mars)。所有的政令都必须经该会议的讨论通过方能落实。到加洛林王朝,又从三月会议中演化出如高等法院等其他议事会。(35)查理曼时代,除了三月会议以外,还有五月会议(Champ de Mai)。(36)贵族派指出,这一系列由贵族组成的机构限制了君权,是民主政治传统的体现。孟德斯鸠也相信,君主制具有两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法规定权力,中间力量确保法律的执行。(37)如何阻止君主制的日益败坏,是《论法的精神》的主旨。孟氏认为改革正是为虚弱的制度注入活力,而非另立新制,所有确保自由的措施,是为了阻止君主制陷入绝对专制,确保权力的多样性与均衡。(38)

   当然,贵族派所谓的政治民主实质上是以特权和等级区分为基础的贵族式民主,因而其对古代政治传统的宣扬,必然将第三等级彻底排挤出权力领域。他们强调,等级与身份差异是征服战争的结果,也是国家政治的固有传统。圣-西蒙公爵认为,胜利者法兰克人晋升为贵族,“他们是国家的唯一团体,一开始他们被称为战士、显贵”,而那些被征服的人,则是“完全被奴役的农奴”。(39)至于教士,则是因贵族的怜悯与仁慈,才得享第一等级的尊位。(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将法兰西初期无等级的观点斥为“对于先后统治我国的三个伟大王朝”的“一种侮辱”。(41)贵族派认为,唯有贵族承担了维系古代政治传统的使命。布兰维里耶的言论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贵族构成君主制的基石,他们建立了它,维系着它,他们还保护着稳定持久的法律,统治由此诞生。国王也是从贵族中而来,接受上帝赋予的王权。因此,数个世纪以来,贵族团体维系着国家的光荣与辉煌……没有他们,国王就软弱无力,人民就失去保护力量。”(42)孟德斯鸠坚信,在王权和人民中间需要有一种居间权力,而这种权力自然是贵族权力,“贵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君主政体的本质”。(43)因而,在布兰维里耶等人看来,削弱贵族权力、废除政治议事会就是背弃传统,是当下困境的根源。绝对王权的确立被贵族派看成是历史的转折。据布兰维里耶考证,卡佩登基是废弃传统的开始,因为这位国王并不是由合法的选举程序产生的。(44)换言之,贵族派的核心观点即绝对王权的确立意味着古代政治传统的全面废弃。

贵族派的历史叙述,通过征服战争这一核心事件,将法兰克时期政治制度同日耳曼森林的政治传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叙述中,国王权力一直是有限的,而贵族等级作为一个整体则享有不容否定的政治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兰克时期   政治体制   启蒙运动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867.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