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延续与变迁: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1:12:38

进入专题: 政教关系   当代土耳其  

昝涛  

   内容提要:自2002年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政教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埃尔多安时代,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正发党作为一个政治伊斯兰力量长期执政,借助政权的力量不断“试水”世俗主义;另一方面,在正发党的控制下,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日趋“伊斯兰化”。当下,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发展状况与其历史发展一脉相承。从土耳其现代史的长时段视野来看,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并没有提供全新的东西,它们所体现的是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历史延续性。即使正发党在牢固地掌握权力之后,也并未寻求完全颠覆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体,土耳其既有的政教关系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虽然不断面临挑战,但在土耳其仍具有相当的基础。

   关 键 词:政教关系  土耳其  埃尔多安  正义与发展党  世俗主义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urkey  Erdogan  AKP  Secularism

  

   土耳其曾被视为一个榜样——在伊斯兰国家成功建立了世俗—民主制。①世俗主义或世俗化是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留给土耳其的重要遗产。自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实行西式多党民主制以来,尽管也曾出现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势头,但以军方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土耳其世俗建制足够强大,所以该国的世俗体制在20世纪末仍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进入21世纪,埃尔多安等人创立和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取得了空前的政治成功。②正发党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十几年,土耳其的宗教与世俗之争愈演愈烈,世俗主义不断遭到不同形式的挑战,军方很可能也已被正发党“驯服”。自2016年土耳其发生“七·一五”未遂政变以来,埃尔多安的权力日趋巩固,这成为观察该国政教关系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讨论和分析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当代土耳其政教关系,对于理解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变化以及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③

   本文的核心是讨论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那么,这个“当下时代”是怎么来的?它与之前的时代有何继承性(延续性)及差异性?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政教关系在过去和现在有什么特点?在全球伊斯兰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讨论土耳其的政教关系,就无法避免一个疑问,那就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危机,亦即: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治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土耳其原有的政教关系,从而已经制造了实质性的世俗主义的危机,或者还没有达到实质性危机的程度,而只是存在某种潜在的令人担忧的危机?本文拟结合土耳其历史尝试在规范性的意义上初步地回答这些问题。

  

   理论框架与研究综述

  

   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变迁的不同研究题域中,土耳其的现代社会转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关注土耳其的世俗化/世俗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与运动等议题。

   (一)概念与理论

   本文论及的政教关系涉及社会科学中两个相互区别又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概念,即世俗主义与世俗化。由于世俗主义的核心是政教关系,本文所讨论的政教关系这一主题实际上主要就是与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最为相关(甚至高度重合)的问题。本文不以世俗化作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因为世俗化牵涉的方面更广泛,而政教关系只是世俗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④

   历史地看,世俗主义曾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台湾版的《大美百科全书》中的“secularism”被译成了“现世主义”:“一种建立在自然道德原则基础上,并独立于启示宗教或超自然主义之外的伦理体验。这个概念首先由英格兰霍利约克(George J.Holyoake)于1846年作为一种正式哲学体系提出。其第一主张是思想自由,即每个人为自己思考的权利……现世主义坚持现存生活的善是一种真实的善……加入物质生活乃是一种智慧、慈善和责任。”⑤尽管说法颇多,但在笔者看来,世俗主义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要求摆脱基督教全面控制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体系;强调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强调此岸的价值,忽视彼岸的重要性;是历史地产生的一个现代事物,其活动与影响至今不衰;是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基督教自身的变革。⑥

   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主义日益将政教分离作为其核心观念。“在20世纪,世俗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宣扬在政治、社会和教育机构中根除宗教的影响。作为一种世界观,世俗主义普遍强调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分离。”⑦仅从政教分离的角度来说,世俗主义是一种原则和意识形态,它的本质一般被描述为“政教分离”,世俗主义者具有推动和实现政教分离的主观目的;世俗化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或趋势,也就是在不同领域推行或实现世俗主义之政教分离原则的过程。⑧

   以西方的历史经验看,世俗化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政教分离,是宗教的建制、价值观与理念不再能够影响政治事务与政治过程,宗教人物的宗教权威不再同时具有或转化为政治权威。理论上,政治制度成为一种纯粹世俗而不带有神圣性的制度,政府(国家)成为一种全然世俗性的政府。⑨美国1791年的《权利法案》首次在宪法上承认了宗教多元化本身可能具有积极的合理性,申明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有关“确立某种宗教”或“禁止其自由活动的法律”,这为世俗政府管理宗教和多元化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美国宪法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考试,确保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⑩到20世纪初,欧洲各国基本上都实现了世俗化,从而确立了政教分离或国家管理下的宗教自由原则。

   刘小枫指出,建制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分离、建制教会与公共秩序的分离是政教分离的两项原则。在政教分离的第一项原则下,建制宗教非国教化指建制宗教不受国家权力支持,建制宗教亦没有义务为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提供支持。由于牧职阶层不再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部分,宣教及地方教会对听众或地区公民没有强制力,教会活动成了个体资源的团社活动;教义的统一性强制力亦随之减弱了,以致出现与建制教会的信仰系统相分离的个体化信仰:信仰意蕴的个体趣味化。在这一意义上宗教自由的含义就发生了转变:近代初期的宗教自由只是一个宗教建制内的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竞争性概念,即反对既存的建制化宗教正统,新教以抗罗宗的形式,既打破了中世纪公教的建制化正统,又建立了新的建制化正统;在政教分离意义上的宗教自由,严格来说,是所有建制化宗教正统宣称的消失,宗教私人化表明正统性概念被个人的宗教趣味取代了。(11)

   当代土耳其的重要时代特征是伊斯兰复兴。事实上,伊斯兰复兴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对当代中东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有深刻影响。吴云贵认为,伊斯兰复兴是“指同战后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的五六十年代相比,传统宗教观念、宗教形式、宗教感情、宗教价值一定程度的回升和强调。”吴云贵将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划分为两个类别:一为传统主义,即在倡导改革和复兴的同时,尤为珍重和留恋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其价值取向是内在的和历史的,对外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不合口味的内容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另一种为现代主义,即在力主改革与复兴的同时,尤为重视时代精神,强调宗教应当与外部社会环境相趋同、相适应,其价值取向是现实的和开放的,对外来西方文化采取融合和利用的态度。(12)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在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大致交替的发展中前进的”。(13)由此,很多学者意识到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性,并认为其政治意义超过宗教意义,其目标是政治伊斯兰化,建立神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但并不是恢复传统的哈里发制度,并不要求完全打破现代社会的基础。(14)

   当下,伊斯兰复兴在政教关系的意义上就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对世俗主义的挑战。而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存在问题的。人们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虔诚的降低或消失,西方的数据也显示,大部分人仍然笃信宗教,只有很少的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只是去教堂的人确实减少了很多。“人们认为宗教已经衰落,是非常片面的。”(15)毋宁说,人们仍然信教,但不再愿意归属于教会。格莱莫·史密斯认为,“世俗主义并不是基督教的终结,也并不是西方文化无神特性的表现。而是说,我们应该把世俗主义视为基督宗教的最新的表达形式。”(16)

   (二)研究回顾

   学界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伊斯兰主义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从研究方法来说,它主要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两类。描述性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是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7)与尼亚孜·伯克斯(Niyazi Berkes)两位(18),他们对土耳其现代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研究,由于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通常被人诟病“目的论”色彩过强。(19)另一种描述性研究是对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研究某一个思想者、宗教领袖或某个社会运动(如努尔库、葛兰运动等)。谢里夫·马丁( Mardin)的《现代土耳其的宗教与社会变迁》(20)一书是研究努尔库运动的经典之作。哈坎·亚乌兹(Hakan Yavuz)和埃斯波西托主编的《土耳其的伊斯兰与世俗国家:葛兰运动》代表了学界对宗教性社会运动——葛兰运动的早期开创性研究成果。(21)

   关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描述性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出版于2004年的《现代土耳其政治思想》丛书的第6卷《伊斯兰主义》。该书的特点是集历史性、现实性和专题性于一体,详细地勾勒了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历史变迁。(22)哈坎·亚乌兹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研究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他认为是个人建构了社会现实,他将伊斯兰主义运动界定为“认同运动(Identity Movement)”(23)。《现代土耳其政治思想》丛书的第6卷中也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了正发党,一篇是关于正发党与伊斯兰主义的关系,另一篇是对正发党的来历和主张的简介(24);该书还收录了亚乌兹一篇讨论“民族观念运动”(25)的文章,其中也涉及正发党,如亚乌兹教授所言:当时,正发党的政治方案尚未形成,正发党当时还处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kimlik  sürecinde),只能笼统地说它是务实的(Pragmatizm),同时,在社会与文化上是保守的(muhafazakar),经济上是自由的(Liberal),政治还是国家主义的()。另外,正发党也提出了国家的目标是“紧跟全球化”( ayak uydurarak)。(26)

关于正发党的专门研究在过去十年中进展迅速。土耳其学者余米特·吉兹莱( Cizre)于2008年主编了《土耳其的世俗与伊斯兰政治:制造正发党》一书(27),吉兹莱将正发党定性为“一个务实—保守的与对伊斯兰敏感的政党”(a pragmatic-conservative and Islam-sensitive party)。作者一方面看到了正发党政府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积极加入欧盟,并在严苛的世俗主义框架内尽可能承诺与践行“文武关系、司法、议会程序、少数族群权利、国家安全和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以加速入盟进程,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正发党改革的停滞。2009年,土耳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正发党之书:一个转型的资产负债表》(28),该书收录了亲世俗主义的和左翼作者的13篇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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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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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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