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清末民初政学精英边政认识的演变

——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19-01-28 23:17:31

进入专题: 天下观念   边疆民族  

段金生  

  

   摘要: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在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的主权观念及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发展。清末姚文栋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认知,反映出经过长期与欧美异型文化的接触,加以晚清以来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实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已逐渐清晰,对边疆族群与近代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此时,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并未完全破除,对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的认识尚在逐步形成中。民初川军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等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相关认知的表述,表现出与清末相较,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蛮夷”等词汇的普遍性交互使用及表述,说明仍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义取向的边疆民族认识理路,近代与传统认知的融合尚未完成。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所持态度的差别与变化,不仅是各自利益或政治目标诉求的不同,也是北洋时期政治统一性缺失场景的突出表现。这些都说明,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隐喻。晚清、北洋时期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边疆民族问题讨论热潮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主权;滇缅界务;援藏;边疆民族

  

   最近10多年来,中华民国边政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一专题的研究主要在实践与认知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实践层面,主要是指政策性、制度性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政治社会”的特点,在政治史为主导的话语格局下,重视中华民国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性、制度性等实践性内容的研究,自然是应有之义。所谓认知层面,主要是指学术史或思想史的探讨。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取得较为丰硕研究成果的领域。伴随近年来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对近代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学人及政治家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的反思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在讨论中华民国边政研究时,不论实践还是认知层面,关注的视野较为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成立,标示着传统帝制的解体,也意味着晚清改革的破产,但北洋时代中央权柄更迭频繁、地方实力割据称雄景象的突出与普遍,中华民国史领域的学者很长时期对北洋时代的重视有限。然而,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在北洋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共和政体的确立、反复与最终确立的过程中,晚清改革进程对其影响甚深,而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能够初步确立党治政体的基础。探讨中华民国边政,不仅不能忽视北洋时代的边政实践与认知,更要了解近代中国内外变革大势下,晚清政府及士人的实践与认知。晚清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华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研究中华民国边政,不能忽略晚清这段由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发展历程中多样形态的探讨。

  

   总体而论,晚清、北洋时期,学术界对新疆、外蒙古等北部或西北边疆民族问题关注较多(当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西藏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选择清末民初时期发生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两个较突出的事件作为例子,通过对事件中相关人物认知或言行的分析,来审视晚清、北洋时期边政认识的发展脉络,侧重于梳理时人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演变过程。首先,就晚清国际秩序与国家形态激烈变化形势下,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讨论略作线索性梳理。其次,通过清末姚文栋所著《云南勘界筹边记》中所表现的晚清士人或知识精英关于滇缅界务涉及的族群、边疆政治等相关问题的思考,来分析清末主权国家观念的发展及其与边疆民族问题的互动关系,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时期边疆民族问题在这一转型时代变化发展的面相。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对晚清社会群体分类的探讨,故在讨论时采取了宽泛化的方式处理,将士人与知识精英等同。再次,以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组织援藏西征军过程中,尹昌衡等相关政治人物的言论为题进行讨论。最后,综述清末、北洋时期的“边政”认识与实践对思考传统“天下”观念与近代国家建设,及其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热潮之间沿袭与变革的复杂关系。鉴于本文并非关于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边政认知与实践的全景式研究,仅是择西南边疆两个突出事例的重要关节点进行探讨;且并非直接从思想家或学者的相关思维认知表述入手,而是通过具体的边疆民族问题或事件中相关政治人物的实践思维或言论进行考察。因为,实践与认识彼此相辅相成不能割裂,政治人物实践过程中的认识更表现了当时社会认知层面的复杂内容。总之,应从多维的立体思维来观察历史发展的复杂演进脉络。中华民国边政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政,虽然常被学术界视为边疆民族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但此次热潮的出现并非突然,是晚清、北洋时期统治层及知识精英,包括社会大众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与实践累积之结果。

  

一、“天下”观念的“动摇”:边疆民族问题在晚清视野中的渐变


   近代中国在由传统“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建设的形成过程中,边疆民族问题形态之演变一直是观察这一国家政体变革的重要因子。梁启超在1901年曾言,斯时之中国乃“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这一“过渡时代论”,广为学术界所引用,所论及的国家主权、民主政体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颇多的议题。萧公权在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时也言:“自秦汉以来,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一脉流传。千余年中,虽间受攻击,而根本未能动摇”;时至晚清,在外力因素下,“中国数千年闭关之局,遂不复能继续保持”,举国上下才“知旧章之不足用,思变法以图存”。梁氏、萧氏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形态发展这一基本线索。这一激烈的变革时代,按学术界的主要叙事表述,包括了晚清与中华民国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场景虽然表现有异,但政治思想的脉络却彼此联结,边疆民族问题在其中之表现尤为凸显。

  

   文化主义是解读传统帝制时代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叙事方式与视角,其突出内容就是“天下”观念与“夷夏”思维。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不过,虽然自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事实上,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都有比较明确的疆域范围。虽然客观上,文化中心论在传统中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历代王朝均有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之外尚有其他不同文明形态的存在:内服、外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不过,秦汉以来之政论,“皆以‘天下’为其讨论之对象。二千年中,未尝改移”。虽然事实上自清朝康熙时期已经有开始向主权国家转型的迹象或内容,但时至道光前期,“天朝”观念仍是朝野主要认识。

  

   有日本学者统计了《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两部记载道光时期(1821~1850年)外交史料中,关于“天朝”与“中国”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前一书记载的道光朝最初十年使用的“天朝”次数达50余次,而“中国”不足10次。后一书主要收集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后的外交史料,其卷一记载的时间范围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至十七年(1837年)四月,使用了“天朝”6次,“中国”5次;卷二记载的时间范围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月至五月,使用“天朝”仅1次,“中国”则14次,“中国”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天朝。整体上,道光十年(1830年)至二十年(1840年)之间,“天朝”使用的次数逐渐减少,而“中国”的频率相对增多。而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和光绪年间的《清季外交史料》来观察,“天朝”的使用频率已经式微,而“大清朝”“中国”的自称则成为主要。不过,这一研究也强调,“‘天朝’在概念上不管如何,但是和疆域概念是并不矛盾的。在疆界问题谈判中,‘天朝地方’‘天朝版图’‘天朝土司地方’‘天朝疆界’‘天朝边界’等词语频繁出现”;当时的疆界概念和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国境概念并不相同,“虽然在道路的管理、征税的管理、特产品商品作物的管理等问题上设有明确的疆界,但疆界内部的统治体系,和近代主权国家的一元化统治是明显不同”;认为“把天朝看作是在地理上具有无限延伸性,是不妥当的”。道光、咸丰以后,“天朝”“中国”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向近代主权国家形态的转变,“天下”观念下的弹性疆域思维也日益向主权国家的明晰疆域认知发展。萧公权就称道光、咸丰以后,“二千年之‘天下’观念,根本动摇,而现代国家之思想,遂有产生之可能”。在此形态下,传统的边疆民族问题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晚清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边疆民族问题是内外冲突交织的重要领域。新疆、云南、西藏、外蒙古诸边疆民族地区先后都发生了内外交逼的严重问题,除了政府的政治实践外,晚清士人及知识精英也在深刻思考这一问题。“海防”“塞防”之争,实则就是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在“天下”观念动摇的背景下,对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疆域中的形势认知冲突的一次突出表现。双方观点的分歧,既是晚清王朝由传统帝制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国家疆域形态的不同认知,也可以视为统治层对边疆民族问题认识的差异。最终,清政府采纳“塞防”派之论,表现了清王朝重视王朝疆域的维护,也说明此时清王朝统治内部仍未具备近代主权国家的完全意识。当然,就客观形态而论,此时的边疆民族问题与清王朝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尚非最突出与急迫的关键问题。金冲及就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的刺激使中华民族真正产生了严格和自觉的整体感”,但直至甲午战争的刺激,“救亡”才成为了中国人民最沉重的议题。中国近代主权国家的建设进程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金冲及所论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正说明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朝,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权国家思维日益彰显的形态下,边疆民族问题才受到政府及朝野人士的更多关注。王汎森关于清朝现代“国家”概念形成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近代主权国家形成的困难性。但反之,清朝“国家”思想的逐步形成,自然更使边疆民族问题受到关注。

  

   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专门讨论“边防”,开篇即言“自古以来,皆有边患”,但今日“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并称“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心虽存,岂有生理?此边防措置所以不可疏也”。上述之认识,反映出边疆民族问题在晚清统治者与知识精英心目中日益受到重视,但仍是“四肢”与“腹心”的关系。甲午战争前后,边疆危机趋于更重,统治者与知识精英的呼吁更浓。郑观应言“防边于今日,盖亦戛戛乎难图之矣”。孙中山称“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剂,实堪虑于目前”。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近代主权国家观念日渐形成的场景下,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引人关注,清朝统治层及知识精英都进行了认真思考。

  

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是晚清王朝加快建设近代主权国家以图生存的努力。在这个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清王朝强化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日本学者茂木敏夫认为,19世纪70~80年代,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实践方式的调整,是“放弃以往追认周边的版图统治方式,迈出了将其整个版图按文化一元主义的方向整合的一大步”,是通过“版图的整合、即边缘地区的中国化而引出的确立‘中国’疆域之问题”。晚清王朝的这一政治实践,“同该时期整个思想界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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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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