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 王建民: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1 次 更新时间:2006-10-27 20: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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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现代社会向何处去”是社会学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 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 因此, 社会学理论实质是社会建设理论。如果把因现代性的发端与扩展而兴起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 那么就可以把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后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建设性与反思性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双重品格, 一直贯穿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关键词: 社会学;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 现代社会; 现代性

  

  “社会学能做什么”是常常困扰社会学业内人士的一个问题。看似简单的提问却时常使回答者不知从何说起,甚至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那么, 社会学究竟何以可为?或许, 回答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应该予以考虑。其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何时, 因何而产生? 其二,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事实, 社会学是否能以及应该怎样予以反应和关怀? 简言之, 这实际是关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问题。

  谈及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现代性的关联。一方面,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助产士”或“催生婆”,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 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社会[1](P35); 另一方面, 社会学的理论学说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与现代性的命运形影相随, 它既随后者的发展而发展, 又以其自身的思想力量给后者以精神动力。社会学与现代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建构中走向发展与成熟。

  在实践层面上, 现代性的流动过程是现代社会的逐步生成过程。如此一来, 社会学所经由产生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即成为社会学如何直面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社会学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 社会学扮演如何建构现代社会的“建筑师”角色; 另一方面, 当现代社会的机体发生病变之时,“手术师”的任务便落在社会学的肩上。概言之, 在“现代社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面前, 社会学承担建设与医治或建构与反思的双重任务, 并且, 反思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建构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 一切社会学理论都是社会建设理论, 是对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思维抽象和思想凝结。

  

  一、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

  

  现代性是随着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国家的, 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促成了现代性的孕育和产生。其一, 文艺复兴以人性反抗神性, 促成了人的思想解放, 在挑战“天上之城”独占地位的过程中确立了“地上之城”存在的合法性; 其二, 近代科学的诞生刺激、满足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 并促进了科学实验与技术发明的蓬勃发展; 其三, 启蒙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掀起了一场遍及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并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理性与神意、科学与蒙昧、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等范畴凸显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

  那么, 究竟何为现代性? 可以说, 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丛生的概念, 学术界对它的解释与厘定始终处在讨论之中且莫衷一是。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大约17 世纪出现在欧洲, 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 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P1)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上界定了现代性的四个维度。阿尔布劳指出,“现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 它们合在一起, 为芸芸众生的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框架。”[3](P86)在英国社会学家多德看来,“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 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 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4](P1)被喻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则将现代性解释为知识的永不止息的进步, 将其看做一场最终能够取胜凯旋的战斗, 看做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5](P150)。

  综合上述讨论, 在总体上可以认为, 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状况与文化精神。对此, 可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理解。其一, 作为一种历史状况的现代性, 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同质、僵化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而言, 现代性是去蒙昧性与去传统性的生活境况。其二, 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现代性, 它鄙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 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 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

  具体说来,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精神状况中, 人类将运用科学技术打破和超越简单、机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实现物质生活富足, 提升生存发展能力; 在政治上祛除专制、人治统治, 以法理契约保障个体成员的自由、平等;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 摆脱超自然的蒙昧观念对人类头脑的禁锢, 倡导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想。概言之, 现代性就是包含经济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内的, 指向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进步与秩序的理想化状态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价值追求和伦理承诺。我们认为, 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 它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

  社会学的产生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延是同一过程。一般认为, 社会学的诞生以孔德1839 年提出“社会学”一词为标志。从历史上看,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为社会学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促进社会经济飞速增长, 但同时社会生活中犯罪、自杀、失业和商品崇拜等问题也凸现和日益蔓延, 需要社会思想家进行冷静思考;另一方面, 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 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 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发出挑战。此时, 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 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在创立社会学之初, 孔德意在反对神学的蔽翳和抽象的形而上学玄思, 试图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准则, 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从天国拉回人间, 以期实现对社会现象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孔德首先区分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阶段, 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孔氏认为, 在实证阶段, 人类智慧放弃对绝对知识的追求, 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 这是能被接受而且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种学科的基础。孔德进而对“实证的”一词的含义做出诠释: 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 肯定的而不是犹疑的, 精确的而不是模糊的,组织的而不是破坏的[6](P29-30)。概括说来, 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 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 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7](P185)

  孔德试图根据自然科学观察与预测的法则重建适应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学说。“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 这种重建工作, 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一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6](P43)孔氏不仅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 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实干家, 他创办实证主义教育协会以宣传、普及实证精神, 以秩序与进步为口号致力于实现社会的精神重建。孔德慷慨激昂地说道:“实证协会的总目标就是: 推动确立由实证主义所代表的新的精神权威, 因为只有实证主义通过当前人类精神所倾向的最终体系的直接作用才能完成使命。”[6](P80)

  可以说, 无论后人如何批评孔德实证社会学的科学主义、精英主义,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神秘色彩,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孔德对人类观念去神秘化、去玄思化的努力以及他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经世致用的远大追求的确给习惯于玄思冥想的人类头脑泼了一瓢冷水, 并在社会学初创之时赋予它开启民智与建设社会的神圣使命。“社会学何以可为”的质问在孔德那里得到响亮的回答: 担当社会建设的重任, 社会学义不容辞! 因此, 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建设性取向, 社会学理论就是社会建设理论。

  

  二、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三大传统

  

  鲍曼认为, 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 建立秩序的任务凸现出来[8](P7)。如果真如鲍曼所言, 现代性是对秩序化的追求, 那么, 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上, 孔德最早确立了追求秩序化的任务。然而, 政治革命的硝烟与工业革命的洪流却击碎了孔德重建社会秩序的梦想, 他所极力鼓吹和推广的实证教育也因曲高和寡而走向沉寂。问题是, 以弘扬实证精神、重建社会秩序为志业的孔德及其所创立的社会学, 因何最终落得仅仅寄希望于人道教的多少有些悲情的结局? 答案还需在现代性中寻找。

  现代性与蒙昧性和传统性相决裂, 指向美好的未来,然而, 现代性的伟大承诺却没有一一变成历史现实。科学技术的利用虽然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提升了人的主体性, 但同时其破坏性的一面也逐渐暴露, 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科技犯罪等反倒成为束缚和支配人的力量。在社会领域, 自由、和谐的美好图景也未能如愿, 相反, 压抑、冷漠、烦、畏、死却是现代人的惯常境遇与生存状态。因此,现代性非但没有走向圆润成熟反而是逐渐分裂为科学现代性和人文现代性, 而且前者以压倒优势主宰着现代性的走向。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 追求理性对自然的胜利, 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极致; 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 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 探求人如何实现解放与终极自由。

  在现代性与社会建设理论的关系上, 社会建设理论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 既然如此, 现代性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建设理论产生影响; 反之, 社会建设理论必然以某种方式对现代性的分裂予以回应和展开, 并形成不同的理论传统或理论关注点。就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建设理论这一事实而言, 我们认为, 可以将社会建设理论分为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传统。

  科学主义传统受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影响, 试图以自然界的原则和规律研究社会现象, 或者将社会现象与物理现象和生物有机体加以类比, 以期得出一致性结论。孔德所开创的社会建设理论的科学或实证的传统, 正是效仿自然科学的结果, 无怪乎孔氏称其所创建的学说为“社会物理学”。迪尔凯姆将孔德所开创的科学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迪氏将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强制性等特征的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并且一再重申“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 是我方法的基础”[9](P7)。与客观性原则相伴随的是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为了理解社会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表象方式, 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 而不是个人的性质”[9](P13)。社会团结是一种重要的集体现象, 其基础是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念、共同的道德规范。在迪氏看来, 这种社会团结是依靠劳动分工来实现的, 社会经由分工实现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 其典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相对于孔德, 迪尔凯姆更加乐观地迎接工业社会的到来, 但他并没有因为有机团结的生长而对可能存在的社会解组的威胁视而不见。例如, 社会分工过于迅速、强制性分工的存在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 都可能破坏有机团结的纽带。对于这些潜在的问题, 迪氏开出的药方与孔德的做法十分相似, 即主张全面强化道德规范的控制与调节功能, 在社会各个层面推行职业道德建设。迪尔凯姆继承了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并且将社会道德重建与秩序追求的使命贯彻始终, 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其坚持把社会事实当成物来看待的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德国历史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狄尔泰认为, 人类生活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过程, 而以自然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原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而必须建立一门有别于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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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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