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审判中心”的观念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19-01-25 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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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摘 要:从相关资料和论述可知,“审判中心”一词是日本借鉴欧美刑事司法理念的发明,之后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日本从1927年正式使用该词,共历经了词语形成、概念定型、原则确立和实践深化四个阶段。韩国与台湾地区主要历经了理念引入、艰难推进、全面深化三个重要战略期。中国大陆则历经了话语引入、本土转化、回炉再造及全面推进等四个关键期。从各地的改革路径来看,基本确立了以一审为中心,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通过其他配套措施来全力推动“审判中心”的实现。就未来发展的方向来说,需从外部破除“侦查中心”,从内部打造“庭审中心”,在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审判中心;观念史;东亚地区;诉讼方式;司法改革

                                                                                

一、一个只存在于东亚地区的概念


    “审判中心”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理念,也是各国孜孜追求的法治目标。这种理念源于何处,它历经怎样的神秘过程,这是探索法治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学者早就看到:“德日韩等现代法治国家都历经了‘审判中心’的确立过程,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这一术语就源于日本的诉讼理论。”[1]更有学者直接指出:“中国现在使用的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就来源于日本刑事诉讼。”[2]由此可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该词发源于日本,并传入我国。

   同时,还有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在欧美的诉讼法论著和法律文本中搜罗不到审判中心这一术语,但欧美特别强调法官及法庭的重心功能。”[3]陈光中教授也指出:“审判中心这一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无处可寻,英文表述中也没有审判中心的专门术语。”[4]这说明在学术考察范围内,欧美法律术语中并没有Trial—centered或者Trial—centralism一词。如德国只有主程序(Hauptverfahren),美国只有程序化审判(Procedureduring Trial)等强调审判程序中心地位的类似术语。

   那么,欧美法国家为何有此理念却没有此术语呢?欧美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法典文本设计、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司法实践表明,“审判中心”的理念在他们的诉讼过程中是理所当然之事。松尾浩也教授在论及起诉状一本主义时也提出:“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日本法中产生的概念,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外语。如果把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译成英文,可为the principle of unitary information(乔治教授),美国法之所以没有该用语,是因为起诉一本主义在美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5]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欧美刑事诉讼法中,“审判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需要再造一个类似“审判中心”的宏观术语。相反,恰恰是侦查主导审判、庭审流于形式的东亚地区急切渴望审判能够成为中心。因此,在法律移植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为了让这一欧美国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被本国国民与政治家所理解,需要结合本国文化和文字进行造词,这样造出来的这个词就是“审判中心”,当然,其表述的形式可以是“公判中心”“一审中心”“庭审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中心主义”“公判集中主义”。在东亚地区,对欧美国家诉讼制度移植的事件最初发生在日本,因而体现其本质特征的“审判中心”的词语也最初由日本学者发明。

   当然,这里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审判中心”在欧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首先需要我们回顾欧美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欧洲的刑事诉讼模式大约历经了弹劾诉讼(罗马帝国灭亡到13世纪)——纠问诉讼与对抗式诉讼(13世纪到19世纪)——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19世纪以后)的发展历程。[6]大约在12世纪,欧陆法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就产生了不告不理,法官居中裁判的弹劾诉讼模式(procédure accusatoire)。这是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总结人类诉讼史,并根据当时的案件情况进行的理论升华,可以说是“审判中心”理念的最初样态。

   13世纪左右,欧洲进入封建时代,传统弹劾诉讼模式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发生了新变化。集中表现为以法国为代表的纠问式诉讼(procédure inquisitoire)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对抗式诉讼(Adversary system)。1776美国建国,众所周知,在法律传统上,美国法律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系,刑事诉讼虽有自己的特色,但整体上属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可以平等收集证据,案件的事实认定及证据调查需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仍处中心地位。但是,在纠问诉讼模式下,法院既是控诉主体也是裁判主体,预审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庭审已经被虚置。我国学者也对抗式诉讼模式和纠问诉讼模式分别称为“以侦查为中心的模式”和“以审判为中心的模式”。[7]因此,在这段时期(13世纪—19世纪),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理念形成了巨大反差。即,“审判中心”的理念在欧陆法国家已经被架空,但在英美法国家得到了渐进发展。

   19世纪后,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对刑事诉讼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理念开始从“侦查中心”走向“审判中心”。如,法国最先建立了弹劾审判与预审制度相结合的混合程序(procédure mixte),形成了侦、控、审相对分立的诉讼体制。以上变化的原因:一是“审判中心”的理念开始与分权制衡理论及审判独立原则融合;二是两大诉讼模式在“审判中心”的思想源流上形成了交汇。正如日本学者所言:“作为与职权主义相对的概念,当事人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在近代刑事诉讼中产生的理想化目标。虽说该经验来自于英国刑事诉讼法,但是思想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8]林钰雄教授更为有力地指出:“审判中心的理念是19世纪时融合欧陆法并参酌英国普通法而改革的时代产物。”[9]当时的“审判中心”理念,体现在基本确立了以直接、言词、公开审理为原则,强调法庭调查及出示的证据是判决的唯一基础,并在不同诉讼模式下采用了陪审员参审制或陪审团制。因此,近代欧美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后,其刑事诉讼在本质上理所当然是以审判为中心的。

   与此同时,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新时代。1871年12月至1873年10月,日本岩仓具视使团(100人)对欧美12个先进国家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访问。[10] 1880年日本效仿法国制定了《治罪法》,1890年参照德国制定了明治刑事诉讼法,1922年以德国法为主、英美法系为辅制定了大正刑事诉讼法。日本考察并学习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这段历史,刚好也是欧美法治国家“审判中心”理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大正刑事诉讼法,深受西方“当事人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弹劾主义”等近代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11]因此,当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日本法学界已经意识到“审判中心”是近代西方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并在20世纪20年代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总结,产生了审判中心主义一词。

   概言之,在欧美实质上已经形成“审判中心”的诉讼的时候,亚洲国家仍然是以侦、控、审合一的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审判模式。对于新引进的欧美刑事诉讼的本质差别需要概括性、原则性的名词来进行区分。日本学者起初引进该理念也只是对西方近代刑事诉讼的抽象化概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审判中心”一词,只是对具备控审分离、审判独立、直接言词原则、庭审实质化等特征的近代刑事诉讼本来样态的描述,并没有在这种刑事诉讼模式上增加什么新内容。

  

二、起源于日本


   “审判中心”作为一种诉讼理念,是高度概括的学术表达,在日本等地以“公判中心”或者“公判中心主义”相称。但是,在研究这一名词术语的演变过程时,先要研究直接言词原则、起诉状一本主义、传闻规则等属于“审判中心”的当然内含和规则。在此基础上,下文从四个时段来探究“审判中心”一词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

  

   (一)词语形成:审判中心在新闻报道中的出现(1927—1945)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离中华法系,不断移植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走向了西方近代法治文明的原野。日本在1880年制定的《治罪法》中,就确立了公开审理原则、口头辩论原则。同时,检察官国家追诉制度的设立和拷问制度的废除也标志着控审已经分离,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但是,当时的日本还未规定被告人有沉默权以及建立现代律师制度,刑事诉讼仍是预审法官和公审法官主导,因此日本学者称之为“纠问主义的预审判事司法”。[12]1922年,在大正民主主义[13]的熏陶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预审阶段的辩护权。同时,不告不理原则得到彻底确立,表面上构建了现代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但是,检察官强制侦查权和追诉裁量权的扩大,实质上确立了检察官控制预审、主导公审的新模式。日本学者也称其为“纠问主义的检察官司法”。[14]由此可知,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日本的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诉讼程序开始体现审判的重要地位,但是最初引进西方近代刑事诉讼模式时,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行政化审判的影响,实质上是侦查中心主义前提下,形式上审判具有最终裁决权的诉讼。

   尽管如此,学术界在构建“审判中心”的实质性要求上也做出了相应努力并得到立法确认。在修订明治刑事诉讼法时,日本法学界就是否采纳直接审理原则(Unmittelbarkeitsgrundastz)产生了争论。1901年(明治34年),针对司法警察任意侦查活动的强化以及无限制使用供述笔录等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可以成为审判资料的证据,只能由法官或者法院直接调查”。 [15]而且,日本学者进一步吸收了德国学说的思想,将直接审理原则的概念二分化,即分为形式的直接审理(die for-melle Unmittelbarkeit)和实质的直接审理(die materi-elle Unmittelbarkeit)。[16]此外,1923年日本参照英国制定了《陪审法》,直接审理原则再次得到了立法的肯定。

从上述学术主张及立法表现来看,直接审理原则已经渗入到日本刑事诉讼之中,以强调法官调查证据的亲历性,并且要求法官尽可能地接触原始证据。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重要原则,也是保证庭审实质化的重要支柱。我国通说[17]也认为,“审判中心”的确立与实现,必须全面贯彻直接审理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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