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丹丹:代际“资产并表”、同类婚与贫富分化代际增强*

——人口政策与市场转型的叠加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4 23:28:58

进入专题: 财富分层   代际流动   代际转移   同类婚  

郑丹丹  

   【内容提要】 本文用两代视角说明人口政策与几乎同期发生的市场化转型之间的叠加效应对处于不同“时代”的个人及其家庭财富关系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过程及后果。文章揭示,以直系组家庭为单位考察财富分层与代际流动现象会发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中交叠存在的城乡差异,以及同类婚模式的盛行,原本已经存在的家庭财富不平等,可能会经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代际转移行为——代际“资产并表”,以及无成本的遗产继承等机制被固化、复制,甚至放大、增强。本文建议通过增强家庭自身的功能和坚韧性,以及进行遗赠税收调节减少富裕阶层实际获得的遗赠比例用于扶助最底层民众等方式遏制、阻断贫富分化的代际增强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 财富分层,代际流动,代际转移,同类婚

  

   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计划生育。此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家庭之间出现财富分化并呈现加剧趋势。计划生育政策则导致中国家庭的规模、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等发生了诸多变化,比如家庭的少子化、家庭关系向子代倾斜等。

   针对这些社会经济变迁,总体说来,学术界对收入不平等及职业的代际流动研究比较深入,对财富分化尤其是财富的代际流动问题探讨不足。然而,不同形式的财富代际流动过程最终会影响未来财富分化的走势,至少部分地决定着财富分化会更趋严重还是得到缓解。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要议题。几乎同时开启的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变迁一起交织运行,这个叠加过程会对家庭财富代际流动产生何种影响?其具体影响机制有哪些?这种影响可能导致什么样的中长期后果?相关政策如何前瞻性地进行设计与应对?这些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已有研究与新的框架

  

   (一)从收入不平等到财富分层

   关于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基本的共识是:如果以货币形式测算,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之后则持续走高,20世纪90年代后甚至出现急剧增高的趋势。如果将测度指标由通常使用的个人收入置换成家庭财富,贫富差距非常严重(李强、王昊,2014;李培林、朱迪,2015;董直庆、蔡啸、王林辉,2016)。

   对于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2002;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归纳而言,个体主义视角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个体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差异,结构主义视角则强调外在于个人的市场与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刘欣,2005;刘精明,2006;李路路、朱斌、王煜,2016)。

   总体而言,学界对收入、职业、教育等分层现象的研究比较成熟,对经济不平等中财富分层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与收入相比,财富更能衡量一个家庭长远、稳定的经济状况及生活水平,也更吻合对经济不平等状况进行考察的理论和现实需求。个人收入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类似于动态的流量;家庭财富是某一时点的资产存量,通过不断积累的过程而形成。房产、土地、存款、股票、债券等都是财富(李强、王美琴,2009;谢宇等,2014:3)。

   在如今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家庭财富中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等)和房产可能是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在当前的社会总财富构成中,食利者阶层与高级管理层收入份额上升,一般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居民的金融资产收入状况及能力日益成为影响财富积累速度和水平的关键因素。财富较高的家庭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收益占比更高,且越善于在资本市场获利的家庭,其财富的增加对财产性收入的正面影响越大。这种循环加强的效应可能是社会财富不断集中的原因之一(吴卫星、张琳琬,2015;黄泽清,2017)。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住房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住房迅速且不均衡地升值,住房所有权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住房无产者(无产权房)、有产者(有产权房)和富有者(多产权房)三大阶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状况(刘祖云、毛小平,2012)。同时,在金融化过程中获益的阶层更容易将金融资产转化为房产并享受高额利润,导致财富分化升级。

   综上所述,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功能,很容易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黄泽清,2017)。因此,从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财富分层非常必要而且紧迫。

   (二)财富的代际转移: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议题

   纵观社会分层研究会发现,教育、职业等被当作分层指标来测量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但在探讨收入分层的时候又被当作影响因素来加以考量(李春玲,2003;王威海、顾源,2012;吴愈晓,2013a、2013b),这说明导致社会不平等结果的各类稀缺资源的分配并不独立,一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伴随着甚至导致其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学术界之所以特别关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政治精英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代的经济精英的流动,原因就在于这种代内流动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循环或者再生产,资源之间互为因果乃至伴生的关系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

   这种资源间的交互影响还体现在代际之间。社会流动研究对学校教育及学前社会化中家庭背景的影响以及呈现出的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社会资本的有关文献则强调家庭联系对求职的重要性。人们发现,父辈的资源优势更容易转化为子辈的资源优势(Lin, 1999;Bowles and Gintis, 2002; Esping-Andersen, 2004)。如果这种转化程度比较严重,则说明代际之间社会流动不畅,有可能导致不良社会后果(高勇,2009;郑辉、李路路,2009)。

   已有的社会流动研究基本都用职业来衡量(李路路、朱斌,2015;吕鹏、范晓光,2016),实际上,社会流动尤其是代际流动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即财富的代际流动。一方面,家庭财富是后代健康、教育、职业等方面的经济保障,上一代的财富不平等会造成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陈东、黄旭锋,2015);另一方面,家庭对孩子的“赞助”会一直持续到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是成家后,最终还有遗产留存。可见,财富除了间接导致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更可以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直接影响后代的财富分配(Kurz, 2004; Spilerman, 2004; Szydlik, 2004; Albertini and Radl, 2012;谢宇等,2014:4-5),并可能形塑整个社会的财富不平等。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财富的代际流动问题尤其是财富的直接传递(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与继承)研究不足。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家庭财富积累逐步增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政策的叠加效应:新的研究视角

   对中国人而言,家庭可谓是经济和利益集团,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理解中国人的个体际遇以及收入与财产状况等,不能脱离对其家庭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与人口政策直接介入家庭活动,计划生育政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共同影响并导致了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包括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家庭人口老龄化及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杨笛,2011;彭希哲、胡湛,2015)。这些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人口与家庭变迁对家庭中的个人及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产生复杂的影响,并反作用于外部社会结构,影响宏观的社会变迁进程。

   本文关注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变迁如何产生叠加效应,通过哪些机制具体地影响家庭财富的代际流动,这种影响可能导致什么样的中长期后果,以及应该做出怎样的政策应对。简言之,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几十年来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制度的交互与叠加影响,现有的个人收入及家庭财富不平等,可能会经由几个机制被放大、增强,危及社会和谐与稳定。

   本文将从两代视角来说明人口政策与几乎同期发生的市场转型之间的叠加效应对处于不同“代”的个人及其家庭财富关系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过程及后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代”这个概念。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代”,即通常理解的父辈、子辈;另一是作为社会变迁推动力量的“代”。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代”的概念时,并不特指具体家庭中的父子,而是通过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将社会中的个体进行区分,类似于人们理解的“时代”。具体说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及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人口政策再次改变这几件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大体以1950年—1979年出生者为第一代(文中称父辈),1980年—2015年出生者为第二代(文中称子辈)。

   这样的划分仅仅具有粗略的分析框架意义,在理解具体家庭时存在缺陷:一代之中时间跨度过大,容易导致混淆。因此在本研究实施过程中以子代为基点进行选择,访谈中选取1980年—1990年出生且已成家者及其父母的家庭成为研究对象。①明知存在缺陷、容易导致理解混乱依然坚持这样划分代际的原因在于,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人口政策等对“同一代”人或家庭会产生同类型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特殊性与社会结构性因素二者共同作用,便形塑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样态,推动社会变迁过程(曼海姆,2002:78-108),这一过程和具体变迁机制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一代际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考察一些以往被忽视的现象。

   本文探讨的父辈出生于新中国,除了极为特殊的年份外,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人口出生率比新中国成立之前有较大提高(马妍,2010)。这些人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即市场化转型时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由于中国经济在此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持续强劲发展,加之几乎同期(1980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之后较长时段的低生育率,他们可能同时享受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从总体上比他们自己的父辈(祖辈,本文为简洁起见未加探讨)更为富裕,有了家庭财产积累。当然,如前所述,由于社会结构及个体特征的差异,本文所探讨的1949年之后出生的父辈们出现了社会分化,财富差距尤其明显且日益加剧。

   再看子辈,根据人口学的一般界定,1980年之后出生的他们在2005年之后陆续进入婚育期。父辈们的社会分层不仅影响着这些子辈的成长环境与地位获得,导致这些子辈的起点(机会)不平等,同时由于中国家庭的特殊性,父辈对子辈几乎具有无限责任,在当前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社会环境中,父母为(或者协助)孩子买房成家,并对孩子养育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几乎已成定规,父辈的财富差距又往往直接体现为在子女社会生活初始期为其提供的直接经济支持的差距,这可以算是子辈之间起点不平等的另一种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城乡差异,本来就可能更为贫困的农村家庭中子辈可以从父辈处得到的财产支持可能还会被其他兄弟姐妹稀释,而城市家庭中的子辈则更可能得到唯一(而更充足)的支持。这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阶层被复制和再生产,还会使得分化更为加剧。可见,代际转移中的城乡差异是社会财富分化的第一个扩大机制。

显然,如果不从两代视角入手,不将(直系)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与分析单位,财富代际流动的这些内容很难被发现,会影响人们对社会分层的认识(比如仅从职业很难准确把握“富二代”的社会阶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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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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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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