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19-01-24 0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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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我谈三个方面: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二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话语体系,三是现在我们的状况。

   《资本论》的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很充分,为什么?现在的学者,如果说讨论《资本论》体系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系,这样的文章很多,但是文章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没什么具体的内容,因为没有去从整个《资本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去考察。

   我简单概括一下,一是术语革命。到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怎么形成概念?或者严格地说是怎么形成范畴,然后怎么形成概念?怎么成为理论,怎么再体系化?这些似乎并不清楚。任意制造概念和任意制造体系的情况太多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去找寻,在此不赘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话语构建的这个起点就是术语革命。比如说马克思用的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实际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并不多,这我们都清楚,劳动价值论不是他的,甚至他早年还反对,后来他却坚持了,并把它科学化了。唯一可能最突出的属于他自己的,就是剩余价值。另外,他赋予一些已有的术语新的含义,有些是完全借用,有的是给予了新的含义,比如说“资本”。再一个就是全新的术语,是他自己创造的。后来恩格斯就讲了这样一个问题,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也同国民经济学的一般含义不同,这是《资本论》体系的一个特点。

   二是逻辑特点,或者叫方法。马克思通过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至少是在《资本论》里表现出来的——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一个特点,又是优点,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革命。因此,我们说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是马克思的首创,也是他科学性的一个基本保障。

   三是体系革命。马克思自己有一句话,他这样的著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结构,这是德国科学的最高成就。而对这个问题,恰恰我们的学者似乎都不太重视。每年无论是硕士入学的考试、面试,还是博士的,我几乎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论》有几卷。他们张嘴说三卷,我说错了,是四卷。他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第四卷。在马克思整个创作过程中,整个学术体系中,每部著作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史的阐述,没有理论史,基础在哪里就没有了。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过程看,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之中,我们才能够体会他到底是如何进行对资本主义这个制度本身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总体方法论的思考和应用,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仅仅从他出版的《资本论》里去研究和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上述三个方面,即术语革命、方法革命、体系革命,我个人认为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里面给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话语”最重要的启示。当然话语革命,我们并不是说要任意制造一些名词。

   上学期我们学院请了做《资本论》的四部手稿(MAGE2)编辑的美国教授做了一个演讲,我来主持和评论。他说《资本论》的四部手稿(MAGE2),现在还没有英文版,所以中国人还不知道。听了这个话之后,我离开了会场一会儿。我拿了厚厚的一摞中文打印稿本,我说这就是中文版,虽然没有你所说的英文版。他认为要先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看了之后,他说你们太了不起了,我说这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这个打印的稿本就是恩格斯修改之前以及修改过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的原始稿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有些内容可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认识。所以整个《资本论》的体系,可不是靠马克思生前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就能搞清楚的,至少应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甚至应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

   我们要构建中国话语,尤其是我所在专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充分、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整个形成过程,就会导致“任意制造体系”,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什么?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过批注,后来由国史学会出了两本毛泽东批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主席认为,可以从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和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教科书。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总体来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所以后来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热”。当然这是个历史过程了,我就不去多讲,最后形成了什么呢?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就是围绕着经济体制这样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公有制部分、经济规律部分、商品经济三大板块的体制结构,至今也没有突破。

   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个人觉得挺对不起这个职业的,这么多年,这么改革开放,这么发展,最后这个板块没有突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个政治经济学取消论,开始摇旗呐喊最响的就是布哈林,他受到列宁的批评,结果最后又是布哈林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实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本质上是布哈林的逻辑,不是斯大林的逻辑。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只是针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谈话,但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影响非常之深,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后来中国就按照三个核心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早期是以传统计划经济为核心的,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改革开放以后,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为核心,又出现了一些概念范畴。1992年以后,变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构建?我觉得现在存在着三大障碍。我在很多层级的会上讲,不要急于去搞所谓新的体系,马克思当年也是反对任意制造体系,体系是形成的,不是构建的。你写本书可以,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形成的过程,不是你坐在屋子里瞎琢磨的。术语革命现在呼之欲出了,第一个障碍就是在科学层面上无法形成一套新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组织整个逻辑结构。比如共同富裕,大家都在这儿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来又以人民为中心,能不能据此形成某个核心范畴?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那个逻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对私有制形成的一系列的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范畴进行批判——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维护公有制,那么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需要一系列的范畴体系,然后范畴的逻辑运动形成为理论,再成为教科书的体系?没有这个过程,何以出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障碍就是实践不足。我们现在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还不清楚,我们的实践还更多地处于政策层面,没有什么逻辑。如果有逻辑,也是政策层面的逻辑,不是理论层面的逻辑。因此,我们可以多元化地讨论,但不要硬性的去总结。

   第三个障碍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人才流失极其严重,很多都去搞赚钱的学科去了,比如金融、管理。有一次我开玩笑说,中国最不缺的人才就是金融人才,这才是金融风险的根本因素。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存在着经典不熟、西方不知、国情不清的问题,需要一个理论补偿或补课的过程。

   时代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我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按照马克思六册计划的逻辑进行。六册计划是: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样一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马克思用这个逻辑分析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消灭资本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经济形态上仍然是商品经济阶段,因此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的构建。当然,我现在还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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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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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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