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19-01-23 23: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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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  

   我原来计划的文章名字叫《欢欢、珍珍、丽丽的事》,有比较大的企图心,现在提交会议的是《欢欢的事》的主要部分。文章核心部分,是对于欢欢——跟我们分享她参与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乡建经验时——一些表达该如何准确理解所作的分析,属于尝试在头发丝刻字那种工作,不太好截出一部分来跟大家报告,有兴趣的朋友可看论文。我这里想跟大家报告的是我越界写这样一篇文章的背后脉络。

   这篇文章的起因相当偶然。2018年7月9日到21日,潘家恩老师和周立老师组织了一个“三农”问题的跨学科调研团。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些年我和朋友经常去农村,但我们去农村主要是看历史,明清以后特别和革命有关的历史,当代的情况则不了解。在调研的路上大家提到历史问题,我常常能提供历史背景,但对现实则相当隔膜,可以说我是一个被过分专业化所害的人。

   这次跨学科调研,潘老师和周老师立了一个规矩,欢迎你来学习,但学习后你要写文章,且后来他们要求写两篇,一篇长的和一篇短的。长文我比较好办,设定我写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集体化开始的阶段,那个阶段的大致历史过程,历史学的朋友已基本梳理清楚了,但是理解、分析得还简单。做相关历史文献分析工作对我是不难的,难的是要写一个随笔。他们说,调研团参观了那么多点,每个人在随笔中要分摊写不同的点,我最后报了写河南灵宝市弘农书院。为了写这篇随笔文章,我不仅重看我和同行几位朋友的记录,也开始认真听我们在弘农书院和当地乡建朋友交流的录音。这里稍介绍一下弘农书院。弘农书院是2013年4月正式成立的,它的成立和当代乡建运动的重要人物何慧丽有关。何慧丽是中国农业大学老师,2003年到河南东部的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开始了她有声有色的乡建实践。她事后概括她的豫东乡建实践,主要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没有做到人心里去;故当她2012年在老家罗家村推动她的豫西乡建时,她决心从文化问题开始,从文化问题跟日常生活最切近的家庭问题开始,决心从本乡本土培育人才。我文章讲述的“欢欢”(本名樊少欢,大家都叫她“欢欢”),是嫁到罗家村的一个1983年出生的年轻媳妇。她在2012年底被何慧丽推动的孝亲触动后,投入到弘农书院的筹建,弘农书院成立后是弘农书院的骨干,现为弘农书院总干事。

   2018年7月16日下午参观弘农书院时,我见到了欢欢。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她17日下午在我们调研团一行和灵宝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乡建朋友的座谈会③上的发言。回北京后,我反复听她和其他弘农书院重要人物的发言,才清晰意识到她们所谈内容并不像我开始以为的那样清楚,很多地方其实非常微妙且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厘清其内涵。

   正是这样的意识,使我放弃了最初用她们和蒲韩社区的例子来印证温铁军老师论断非常正确的想法,而专注于尝试理解她们表达所对应的经验到底是什么。

   这是这篇文章事实上的起因,但讲述开来还有我个人更长的知识、思想脉络。一个是我文章开头讲的:

   不管中国今天的知识界有多少不足,有一点是我想起来就颇感欣慰的,就是知识界总有很多人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位置,而是真诚站在社会,特别是社会少发言机会的阶层利益位置发言。本篇文章的写作,便是在向这些真诚站在社会一边知识人由衷致敬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当社会立场、利益清楚的时候,一个知识人是否站在社会立场、利益发言,主要涉及的是价值观选择,和能否真诚践行自己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但当社会的立场、社会的真实利益所在、社会的真实关怀所在、社会的真实经验感受到底是什么,不那么一目了然,甚至在一般意义的调查研究情况下,仍不容易清晰确定的情况下,站在社会一边,便不再主要是价值选择和真诚践行选择问题,而首先涉及如何准确认识社会有关方面问题,而这又关涉到如下两个问题: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我对从社会出发的知识问题的关心,始于我2005年开始的对1980年“潘晓”讨论的研究。这个断断续续进行了11年,到2016年才算完成的研究,所以让我深感困难,让我拖了这么久,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之前的学术训练与研究积累所处理的文本,都是精英文学家和精英思想人物提供的,而“潘晓”讨论中以“潘晓”之名发表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长信,主要是《中国青年》编辑根据北京一个青年女工黄晓菊来信,再少量综合在校青年大学生潘祎的来信,与编辑在开青年座谈会时听到的一些表述处理而成,因此,这个文本不能视作我之前熟悉的精英文本来处理;同时,这个文本也不能视作一般意义上社会人提供的经验讲述文本。如此想,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文本经编辑处理,而是这封信的主要作者黄晓菊,其实在用当时精英常用的思想与语言方式来叙述、整理自己的经验。也就是,黄晓菊这种极大程度内化着精英思想、语言方式的社会人身份,决定着我处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方式——既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社会人提供的经验讲述文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精英文本,同时又要最认真地有时把它当成精英思想文本,有时把它当成社会经验文本,有时则必需把它当成精英思想、社会经验搅扰难分的既精英又社会的文本。④

   在被《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个文本的理解所折磨的过程中,我也更多地开始思考“社会文本”的解读问题。我认识到,潘晓来信文本因为作者的讲述方式、语言方式被精英整理问题的方式、语言方式所影响,因此它是社会文本中距精英方式文本很近的那种社会文本。意识到这一点,也使我萌生想法,一定要找机会处理——虽然受到精英影响,但不那么内化精英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的文本,以展开自己“从社会出发”形成知识的经验,锻炼自己“从社会出发”形成知识的能力。

   7月17日欢欢分享她经验、感受的文本正是一个受到精英影响,但不那么内化精英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的文本。她混杂一般社会语言、知识分子语言与国家提供的语言的讲述方式,也吸引我认真推敲她表达中三者间的关系。正是对内容的兴趣和对她语言表达的兴趣,一起推动我对她17日发言所陈述的经验问题做认真解析。⑤

   除了对社会文本解读的兴趣,我还有对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建立自主性的关怀。昨天晚上我吃饭时正好和贺雪峰老师坐在一起,他回忆起我2000年前后写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学术自主性》。这篇文章,是针对90年代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的如下思路:致力于发现西方理论解释不了的本土经验,以这些发现为契机,通过调整、修正乃至重构这些西方理论,来建立本土理论。这样的想法我是同情的,认为一部分社会科学家聚焦于此也没什么不好,但过度关注于此则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当时建议用“自主性”代替“本土化”讨论,认为社会科学应通过聚焦中国现实真问题,通过和社会关怀、社会脉动积极联动,来展开自己的研究、思考工作。

   从今天的视野回看,当时的想法无疑有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社会问题、社会关怀、社会困扰并没表现为清晰的社会脉动。这个部分的社会存在怎么发现呢?显然,我当时的想法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从这个角度,我的文章《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实可视为当年思考的延续。

   我自己的主要工作领域是文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本来是不适合写这样文章的,却为什么还是写了这样的文章?更进一步的原因是:

   当那些应该更适合处理欢欢这样类型经验的学科,还没有认真处理这些经验时,像我这种平时主要身处文学、历史、思想工作场域的工作者,如果自己的工作关怀和这些经验相关,那自己来勇敢且认真地尝试分析、把握这些经验,积极从中寻求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尝试,我们就会被既有的对这些经验的解释带着走,而极可能堕入——自以为自己在为社会,其实所为的“社会”主要是从自己有关理解惯性出发的投射——陷阱,而不自知。尝试有可能失败,但也有可能突破自己和学界的惯性投射之网。

   我当然知道,从学术分工的角度论,寻求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社会学、人类学提供的训练看起来最相关。落到本文这样一个所聚焦经验主要发生在一个村庄内的个案,人类学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也常被其他学科所学习,特别是社会学众多研究所应用的——民族志方法。从民族志的角度,本文像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冒险。我参观弘农书院和参加弘农书院的活动加起来才一天半,连最初级的人类学踏查都够不上,典型的走马观花,过后的电话追访也只是和欢欢、何慧丽老师每次不长的几次,主要围绕7月17日欢欢会议上分享的一些相关情况。欢欢17日的表达及她和何慧丽老师事后补充的说明已经含蕴的丰富矿藏,让一向爱读民族志的我决定冒险,看在最违背民族志要求的情况下,通过高度认真、高度聚焦已经意蕴相当丰富的文本,自己的认识能走多远。

   作这样的交待,是想诚实交代,我本篇文章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在工作程序、工作方式上理想的努力。理想的对欢欢孝亲经验的把握、分析,可以用聚焦欢欢分享讲述来展开自己的写作,但这一切若以一个认真、充分的民族志努力为前提,将会更理想。强调民族志问题,也是想强调,最后形成我如上欢欢孝亲分析的主要工作。欢欢有关讲述中哪些经验应该认真分析?哪些表述语汇、表述方式应该认真分析?如何把这些经验与表述问题化?问题化这些经验和表述后,如何对这些经验、表述作有说服力、有启发性的把握?显然,这些和我文学、思想、历史工作习惯相关。是以,工作中我一方面会想,面对一个意蕴已经相当丰富的社会文本,通过转化文学、思想、历史的解读训练,以充分释放这社会文本含蕴的认知能量和人类学、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访谈工作其实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因为意蕴丰富的社会文本所含蕴的有助于我们观察的某些指示性、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某些启发性,是通常认真的观察、访谈不总能遇到的。即使在很适合民族志工作方式的问题上,若研究者能先高度认真审读和他研究对象相关的意蕴丰富的文本,对工作中的访谈、观察也不无裨益。另一方面我也担心,文学和思想、历史工作者在处理欢欢分享所给出的这类文本时,忽视欢欢文本首先是一个社会文本所带来的众多挑战性。一个文学、思想、历史工作者,要避免把自己已有的工作习惯直接用于这样文本的解读,最应该借助民族志所要求于研究者的意识,才会把欢欢分享所给出的文本中的每一部分表述及其指称的经验,都努力放在社会脉络中理解,而非放在精英主导的思想脉络和精英中通行的历史理解脉络中审看。只有如此,欢欢分享文本作为社会文本的一面才被真正正视。经过这种正视,欢欢分享文本在什么意义上可作为思想文本、历史经验文本,才可以确定,对其进行历史、思想分析才不是文不对题。

   也就是,我想通过本篇文章和如上提醒说明,努力于“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社会学、人类学等近水楼台学科所积累的认识论、方法论意识肯定是不该错过的重要积累,同时其他学术训练,特别是结合历史的提问能力,由之展开问题的能力,和对语言表述所蕴藏理解线索的敏锐性,及由之展开问题的能力,常常也是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目标要充分实现不可或缺的利器。

   我想只有我们不断磨练我们“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的能力,中国已经和正在产生的丰富经验才会被充分看到、深入理解,开放时代论坛所建议的“中国话语”也才能更丰赡、饱满、有力。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最后要呼吁更有能力展开“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这一话题的在座学人,来正面谈论这一问题,或“问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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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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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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