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同袍抑或敌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3 19: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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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奎  
正是在第十七章,凯恩斯综合了他认为的《通论》四大支柱要素——即有效需求的概念、边际消费倾向背后的心理规律、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阐发了这一新理论中的核心关系。

  

   作为对斯拉法关于自然利率思想的回应,我们知道《通论》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复合自然利率:它就是资本边际效率。与物质产品相对,凯恩斯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这样一种折现率,它可以使在资本资产的存续期内由其产生的报酬所支付的一系列年金之现值,恰好与其供给价格相等”。换言之,资本边际效率描述的是某种资本资产的预期或期望的收益与其当前的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构建一个计划表,以表示为了具体一项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降到某个给定水平需要在其上做出多少投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为了大体上给出一张把总投资的利率和相应资本边际效率(由此得出该投资利率)联系起来,根据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把这些计划表进行加总。那么,很显然,投资应增加到最后一个盈利的投资项目的边际效率正好等于通行的市场利率为止,而这个市场利率是现有金融资产市场上所呈现出来的利率。而这正是维克赛尔所乐于见到的,尽管凯恩斯在掩饰维克赛尔联系上不遗余力,但他仍然保留了在市场利率与实际上称之为“自然”回报率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对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做了这样的改头换面,凯恩斯才把资本边际效率与其他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石相结合,重新处理了维克赛尔式的累积过程。

  

   不过,凯恩斯对维克赛尔的主题所作的改变,即对资本边际效率定义本身所作的改变,并不仅仅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取代了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那么简单。对凯恩斯而言,一项投资的“资本密集度”对能否带来更大的实际收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而这种方式与消费者需求预期变得更有效的那些时点上的贸易交付相匹配。”经济中的个体参与人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他必须在今天签订合约,以便为资本项目进行融资——去建设工厂、备上存货、投资研发——而产出却只会在那些他既不了解、也无法在缺乏统计上的同等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有效地套期保值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凯恩斯在第十六章“关于资本性质之几点观察”使用了一种创造性的类比,来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如果消费者在听取详细报道,知道在各种晚餐时间可能有的饭菜情形以后,决定在晚八时开饭,则厨师之职责乃在配合该时间,尽力做好菜,准时开饭——虽然如果不论时间,只就产生绝对最好的晚餐而论,厨师认为最合适的时间也许是七时三十分、八时或八时三十分。”古德斯丕德认为,在整本《通论》中再没有哪个段落像这一段这样把凯恩斯融汇在一起的四个主要的成分压缩得如此完美的了。

  

   而哈耶克在1936年之后所给出的理论,真可称得上是《物价与生产》的新版。面对斯拉法的批评,哈耶克在其《资本纯理论》一书中做了回应。一来,他引入“产量增长率”的概念,在更为一般性的框架内把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落在了实处,把投资包含了进来;二来,哈耶克也像凯恩斯一样把投资看成是一个复合过程,用“投资边际价值产品”这个术语代替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概念,投资越大,投资边际价值产品越低,这也不再是因为它鼓励生产上更大的资本密集度,而是因为它使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处在了边际水平之下。

  

   哈耶克《资本纯理论》的第十二章与凯恩斯《通论》的第十七章,在分析方式和宗旨上惊人地一致,前者围绕“产量增长率”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后者围绕“资本边际效率”构造的自利率框架非常相像,原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这两部著作的这一部分都是斯拉法批判的产物。哈耶克还在他对斯拉法以及凯恩斯的致敬语中承认:“要想把这么多的不同‘自利率’(即凯恩斯先生按照具体商品所称的增长率)简化成一个利率,而且把这个利率而不是其他利率当成是投资生产率的更为适当的选择,是无法实现的。”但这样做虽然可以摆脱斯拉法的批评,却没有解决自然利率问题,不同商品在不同时间段上进行交易,得到的商品利率非常之多,哪一个应该被视为货币利率与之相分离的那个自然利率呢?维克赛尔用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用平均生产时间来表示价值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但哈耶克在《资本纯理论》一书中全然放弃了平均时间段这个概念,哈耶克认为,任何两个投资项目在进行比较时并不能从严格的技术角度断定哪一个涉及到的平均生产时间更长。无疑,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广泛运用的“平均生产时间”这个概念,哈耶克经历了与斯拉法的交锋之后不得不对之进行更为谨慎的审视,并最终抛弃了它。哈耶克这样宣称:“试图以类似于工资和地租的方式把利息解释成某种明确给定的生产‘要素’服务的价格,这种企图几乎总是有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把资本当作同质的物质实体,它的‘数量’可以被视为一个‘数据’,一旦得到良好的定义,就可以根据经济分析的目的而由对构成它的具体要素之更为充分的描述所取代。”按照古德斯丕德的说法,这几乎是在按照稿子念日后剑桥学派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批判。所以,后来两个剑桥的资本之争对资本测度问题的纠缠,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放弃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哈耶克也就走出了与维克赛尔不同的路向,但他还是需要去找那个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转向了投资。

  

   哈耶克认识到,他的产品增长率不但要适用于个别商品,也要能够用在复合商品上。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投资过程上,延长一单位投入的投资时间所得到的边际产出价值对于该生产过程所有涉及到的投入都一样,如果不一样,这就不会是均衡的状况。因此,只有当源于投资过程的总产出流的折现值等于投资于该过程的总投入值时,均衡才会出现。此时才会存在一个按照价值计算的一致的收益率或投资率,哈耶克称之为“投资品的边际价值”。如果与前述我们对凯恩斯“资本边际效率”的论述相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哈耶克在《资本纯理论》一书中提到凯恩斯共十一次,有七次在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与可贷资金理论进行批判。无论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引起了多大的学术影响,哈耶克却总是在实物层面展开自己的研究,把他的研究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虽然他也承认,当资源大量闲置时,流动性偏好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不止一次在他的这本《资本纯理论》中提及,货币的动态影响不在他的分析范围内,值得另辟专书加以研究,而这本《资本纯理论》不过是一部预备性质的著作而已。如此再三解释,都有啰嗦之嫌。古德斯丕德对此评价称:“哈耶克对其分析的适用范围再三强调,表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他与凯恩斯的理论所具有的不同应用边界,这真是让人大感意外,就此而论也颇让人扼腕叹息。凯恩斯坦承,一旦总产出处在‘与充分就业相应的水平上,古典理论就可以继续进行有效的分析。’哈耶克同样表现出来类似的坦率,他也认为:如果经济不能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在描述动态的调节过程上,流动性问题即便不是至关重要,那也是非常根本的。表面上来看,他之关注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的强调,乃是源于他反对把流动性偏好一般化到充分就业情况上去。”不错,哈耶克认为,货币变化一定会造成经济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落空,大大扭曲真实的经济状况,从而造成经济活动的经常性波动。对此,凯恩斯一定会问:这种扭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翻了经济运行当中的那种稳定趋势?这个问题对于协调预期的资本变化而言是非常根本的,而这恰恰是维克赛尔联系的核心所在。

  

   最后,我们用乔治·沙克尔的话来对维克赛尔传统下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构造做一个总结。乔治·沙克尔曾是哈耶克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他在给维克赛尔的《价值、资本和地租》(1893)一书首个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对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维克赛尔联系直言不讳地大肆强调,鉴于沙克尔的学术经历,他的这个立场很值得认真对待。沙克尔认为:“这两种理论看似彼此对立、相互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幻象;石头密度比水大,所以下沉,橡木塞密度比水小,所以上浮,这两个理论讲来讲去,不过是这么一点差别而已。”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六、余 论


   本文我们费尽心力对凯恩斯与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争论进行思想史上的追根溯源,是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们在知识上的考古癖好呢?也许其意义不止于此,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

  

   哈耶克和凯恩斯在维克赛尔的联系之下,共同关心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货币经济乃是如何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异质性资本的世界穿越时间与无知的黑暗而完成对经济活动的协调的?与当今盛行的缺乏时间概念的瓦尔拉斯的试错主义不同,凯恩斯与哈耶克认为,经济主体在计划上的一致性是均衡的内在要求,这些计划是无法由那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瓦尔拉斯式的拍卖人所协调的,也不可能由理性预期的代表性经济主体所协调,而是要由持续的市场互动和预期的反复修正来逐步协调兼容。这就需要引入对货币与资本的动态讨论。而这样的讨论不可能在宏观经济学如今占据主导地位的瓦尔拉斯主义的分析模型中取得一席之地,一般均衡的理论家对于货币经济中的均衡变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凯恩斯和哈耶克而言,货币乃是价格体系中一类松散的连接,可能会放大预期或预期的误差。各种影响经济活动的自然力量变动不居,是价格体系的一个基本特性,这个特性所导致的实际变化必然要通过货币这个渠道发挥作用,一旦这类变化牵涉到多个时期上的决策时,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货币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也会放大货币这种连接所起到的作用。根本的问题在于,货币所发挥的作用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下促成了经济活动中各种力量最后复归均衡的,要知道货币带来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大扭曲由实际变量所确定的相对价格结构,其中货币还会首先影响到另一类价格,这就是利率。对于这样一项维克赛尔设置的艰难的任务,凯恩斯与哈耶克均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这样的任务不但要面对如何解决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问题,还要面对如何构建作为时间过程的均衡概念问题。所有这些凯恩斯与哈耶克在这场争论所面对的问题,与1960年代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在内核上差相仿佛,正如凯恩斯所言:“如果不去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所得将付之东流。”然而,既然影响经济的自然力量的变化和时间因素带来了众多问题,那么经济学家们撤退到非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上来,也许就是职业发展中的最优选择了。毕竟,把资本和时间的问题纳入到单一商品的、简单的实物模型中去,或者借助瓦尔拉斯主义虚构的一般均衡世界,事情就好办多了。

  

   无论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这场争论当年如何轰轰烈烈,最终在一般均衡范式的强力之下都会在经济学家的职业文化氛围中烟散云消。

   (本文注释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大卫·刘易斯的惯例理论及其对当代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影响研究”(18BJ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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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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