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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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  
而南海局势的稳定与和平始终是中国与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间的共同利益。(60)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南海安全治理最基本行为体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而言,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是一项关乎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和平的战略性目标,围绕这项目标,中国与东盟国家则着眼于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实现的战略性、多维性与系统性,在经济、政治、观念与制度等多层面开展了双向的对话、互动与合作。

   实现经贸关系的合作强化及增强彼此经贸关系的“确定性”是中国与东盟如何共同重塑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的战略基石。经贸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化与演进及“确定性”的增强是中国与东盟双向互动关系的核心元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状态。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75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26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以此,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61)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中国在20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继续保持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62)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投资的规模也在渐趋扩大,特别是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态势。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2000年至2006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23.14亿美元。(63)到2014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总额为124.05亿美元,其中中国首次超过东盟在投资总额中占据多数。(64)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首度突破百亿美元,增至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87%,创历史最高值。(65)对于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关系方面开放合作的积极态度产生了两方面显著的效益:其一是“功能外溢”的效应。在这一视角下,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意愿很可能向安全合作与治理等其他领域转移,而这显然有助于双方“互信关系”的发展;其二是“成本效应”。随着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关系的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因“恶意”看待对方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与摩擦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因而这很有可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实现双方政治对话的顺畅及在对话中实现彼此安全观念的认知,构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不确定性”的政治与理念基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对话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而此后的历史也表明,双方保持双边、多边等不同形式南海政治对话的顺畅将助力于南海安全的维护;与此相反,中国与东盟国家则处于南海对话的“停摆”时期,或不能相互“留面子”,南海地区安全势必因双方对话与合作意愿的弱化呈现出种种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双方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有效评估(66),使“消极”情绪弥漫东南亚及引致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对话与共同参与南海安全治理中逐步形成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南海安全治理模式。(67)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安全观上日渐显示出其公正性与一致性,这依赖于双方在安全认知方面保持沟通与对话。由中国主张与首倡的“新安全观”强调“互信、互利、平等与合作,而后来的“新亚洲安全观”则以“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为核心内涵。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国家的安全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观”,主张增强国家对外抗御能力,并更多地关注单纯军事安全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防安全。(68)鉴于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实际上在安全观方面并无太大的出入,这为双方在南海安全治理中加强合作以期共同维护南海安全的“确定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政治安全理念基础。

   最后,建立与完善中国—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方面的相关规范、准则与秩序和制度等,将构成双方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的战略制度基础。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与悬而未决的南海纷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在加强中国—东盟南海对话的同时,双方倾向与致力于南海地区“行为宣言”或“行为准则”等制度性规范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双方不仅一再就和平解决争端进行了确认与达成共识,先后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2002年)及其落实指针,并已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开始磋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在2017年年中,中国—东盟共同形成与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为维护区域安全在相关安全机制的建设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既包括多边层面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框架,也有双方层面的一系列合作机制。东盟国家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决定是在其与中国有了正式接触后做出的,这为东盟在地区安全对话框架中引入中国做了铺垫。(69)中国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始国家,不但作为东道国主办了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一系列区域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还主动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论坛发展的详细举措与倡议。这些无疑有利于提升东盟在区域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及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东南亚区域安全机制产生极为有益的促进作用。(70)而在双边层面,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也渐趋建立起相关机制,使双方的合作领域从非传统安全等低敏感领域(71),逐步向传统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拓展。(72)

   显然,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等,中国与东盟在审视与评估彼此行为方面将得到参照性的信息,进而实现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全面理解;中国与东盟国家所搭建的一系列多边框架则在为双方提供顺畅对话平台的同时,也为确保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信关系的提升及促使双方合作意愿的强化,进而也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从“低敏感”领域提升到传统安全与高级政治领域,并将“不确定性”置于规范与机制的约束之下,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共同形塑的机制、规范面前一起实现对彼此权力、意图与行为做出积极、公正与客观的评价。

  

七、结论


   “不确定性”与“安全”是一对有着天然矛盾的词汇,“安全”意味着“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不安全。因而,缓解“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安全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对此,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例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等,虽然已经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这些理论视野由于受静态性与狭隘性的影响,均难以全然解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种种“不确定性”。

   相比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更为凸显,更具主体间特性,因为它既受到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影响,又包括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安全。如今,“不确定”时代缓缓而至,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与世界机制建设等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在“确定性”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与世界机制等多个层面,它的“确定性”本质遭致的威胁与挑战则主要聚集在国家自身“自助”安全、国家间安全关系及国际体系等多个维度。那么,实现国际安全“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世界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对于国家而言是首要的任务,也是一项战略性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从“不确定”时代的内涵及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多维度挑战入手,在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政治对话与观念认知及制度改善等层面综合施策,使国家在平等互利合作中增进对彼此的信任关系,增加一个国家“恶意”评估“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代价和成本,并在顺畅、平等与有效的政治对话中实现相关观念与认知的分享,并把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面临的种种挑战尽可能地置于一个开放、有效与平等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环境之中。当然,在经济、政治与认知、规范与制度之外,我们同样还不能忽视的是,现如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等技术手段大规模使用,使我们规避“不确定性”或许有了更多的可能。

   在“不确定”时代,作为亚太地区极其重要的一个热点,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日渐受到南海地区部分国家经济焦虑、政治不信任、大国竞争等多项因素的牵引,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战略性议题。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重塑南海安全“确定性”的过程中,经贸合作关系的加强为双方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功能外溢),并增加了不必要摩擦与冲突的成本代价,政治对话的保持与安全理念的共同认知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认知基础,并有了顺畅的沟通渠道。《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相关规范与制度的磋商、订立则有助于将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置于制度性约束之下。虽然目前南海地区安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但是通过努力,中国与东盟国家却一再向外界表明,它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的经验性验证表明,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作为一项战略性议程,它的实现并不囿于某一个单一的范式,而是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

   *文章的修改得到了《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专家的积极指导,笔者对此表示感谢。文中疏漏、不当之处由笔者承担。

   注释:

   ①人、国家均有着包括安全在内的多样化需求,除安全外,还包括发展、荣誉感与归属感等。而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以需求层次论举世闻名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对安全需求也相当重视,并认为对安全需求有时超过了最基础的生理需求。

   ②Philip Babcock Gore and the Merriam-Webster,Inc.,Webster's Seve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Springfield,Mass.,Merriam-Webster,1966,p.780.

   ③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页。

   ④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载《求是》2010年第1期,第57页。

   ⑤刘胜军:《特朗普的三重不确定性》,[英]《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3月15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762?page=1。

   ⑥郑永年:《中国为什么要躲避大国“命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7年4月18日,http://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170418-750204。

   ⑦田野:《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理论探讨》,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62-67页。

   ⑧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⑨[美]阿方索·蒙托里(Alfonso Montuori):《心态的冲突——动荡时代中的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复杂性》,张大川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第2期,第40页。

⑩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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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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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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